政策紅利的釋放本身并不構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性動力。在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唯有加大對人力資本與技術研發的投入，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引致規模收益遞增，激活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既有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
在穩增長、調結構的經濟政策基調下，為了緩解經濟下行壓力，一個月以來，國務院先后推出了放開貸款利率管制、月銷售額不超2萬元企業免征兩稅、“營改增”試點擴至全國、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促進信息消費、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寬帶中國”戰略、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等8項重要政策措施。預計隨著各項措施的逐步落實，中國經濟有望在年底企穩回升。
不過，盡管“向改革要紅利”的施政方向值得肯定，但從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以及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增長歷史來看，顯然，中國經濟若要在“十三五”乃至其后的5年里求得7%左右的增速，無疑是超高難度命題。即便通過各種途徑實現了上述增長目標，假如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簡單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不僅沒有太多的福利效應，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病的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國經濟真的像某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早在幾年前就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則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之后必然迎來痛苦的爬坡期。
從現代經濟增長史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高速增長，有關研究表明，過去100年里有40個經濟體在人均GDP達到70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的時候，有31個經濟體經過拐點之后平均減速2.8個百分點。而今，中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的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因此，經濟增長出現拐點是非常自然的邏輯安排，無須大驚小怪。過去30年來，物質資本對中國GDP增長的影響一直是顯著的，這與國家的政策密切相關，中國經濟在技術進步與應用相對落后的情況下，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和大量資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得到進步，但這種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是難以持續的。研究表明，中國在人均收入尚處于中下等階段時就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能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加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致全要素生產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處于低增長期。外資直接投資（FDI）在1994年前對GDP的增長有顯著性正影響，之后也下降了，經濟增長更依賴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勞動者素質的提升。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即將突破9萬億美元乃至10萬億美元，如果不提高勞動生產率，則長期以來并不那么優化的經濟增長模式的顯性風險就會在內部循環，隨時可能使得經濟列車脫軌。可以想象，勞動生產率大約只有美國7%、單位GDP能耗是美國3倍的中國，要維持年均7%-8%的增長率所付出的代價有多大？且不說中國業已非常脆弱的生態環境難以承載既有增長模式造成的進一步污染，就是國內并不豐裕的存量資源大概也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天量需求；當然，我們可以將資源缺口寄望于國外彌補。但在全球資源日漸稀缺且主要能源礦產地帶基本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控制的約束條件下，中國如何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巨量資源供給尤其是能源安全？假如中國不能克服資源供應瓶頸，不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切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則一旦在資源獲取方面遇到難以克服的國際阻力，中國經濟發展又將如何得以持續？
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極為重要
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政策紅利的釋放本身并不構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性動力。在資本回報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唯有加大對人力資本與技術研發的投入，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引致規模收益遞增，激活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與資本存量的回報率不斷呈現下降趨勢。盡管從人力資源供給的角度來看，最樂觀的估計是未來15年，中國廣大農村地區仍會每年向工業部門轉移600萬至700萬的產業工人，但真實世界未必會兌現這種靜態假定。根據人口經濟學家的預測，人口紅利的轉變節點將會在2015年出現。未來20年，中國的老齡化現象將變得更嚴重。另一方面，資本存量與產值的比值逐年遞減，已從1978年的2.4左右下降為2010年的1.3左右。投資的邊際收益率逐年下降，從2009年起很多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經濟增長越來越靠天量信貸的投放，信貸余額占GDP比例上升，全要素生產率不斷降低。
從1978年至2012年，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要素中，資本的貢獻率是71%，勞動的貢獻率是8%，人力資本的貢獻率是4%，人口撫養比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是10%。顯然，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畸高，勞動的貢獻率逐年下降，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固然會帶來報酬遞增，但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未來的著力點在于創造條件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是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其源自于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率提高，產出增長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長率的部分即“殘差”。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幅過去一段時期一直高于國際標準，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勞動者從農業部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工業部門，但是最近幾年出現下滑趨勢。如果能夠通過大規模技術改造，增加研發投入，新型城鎮化，并能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使得民營經濟能夠介入到壟斷性行業，則全要素生產率有望獲得提升。
因此，未來一段時期，應該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紅利，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資源的使用效率，特別是要注意提高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而在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應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和高質量的技術改造引領產業結構整體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