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批復由中央銀行牽頭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主要內容涉及跨市場、跨行業的金融風險監管協調。在我國跨行業、跨市場金融風險監管存在脆弱性。由中央銀行承擔跨行業、跨市場金融風險的監管，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分業監管體制難以適應現實需要
經濟下行周期，最容易爆發金融風險事件。但最近一段時間，金融領域的幾大風險事件，6月份貨幣市場“錢荒”、光大證券烏龍事件、泛鑫保險美女老總卷款跑路事件，與經濟周期的相關性并不大，主要還是涉及監管問題，一定程度暴露出我國在跨行業、跨市場金融風險監管的脆弱性。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創新與發展，金融分業監管體制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跨行業、跨市場金融風險的監管需要。深入分析最近一段時間的三大金融風險事件，均能從中發現跨行業、跨市場風險監管的不足，甚至存在監管真空。
6月份貨幣市場“錢荒”事件，雖然是金融機構長期以來資產負債結構期限錯配、過于注重盈利目標、忽視流動性風險管理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跨市場風險監管合作的脆弱性；如果僅僅把中央銀行作為流動性的最后提供方，而忽視了其內在監控金融體系穩健性的需要，那么就容易引發分歧，降低金融監管與風險處置效率。光大證券的烏龍事件，即便是證券領域的突發風險，也會引發金融市場流動性的重新配置；特別是光大證券也是銀行間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又是金融控股公司光大集團的子公司，光大烏龍事件也引發了市場對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的關注。而泛鑫保險事件，以及此前多次發生的銀保退保事件，有可能使得保險業風險事件觸發商業銀行聲譽風險；同時，泛鑫保險事件表明，無論是保險業監管部門，還是銀行業監管部門，在跨行業風險監管上均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
賦予央行最高監管權是國際趨勢
我國跨行業、跨市場金融風險監管脆弱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銀行承擔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監管的職責還沒有得到法律明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國際上監管體制一個重要的潮流是將監管職能從中央銀行剝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決策層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意識到中央銀行承擔金融穩定職責的重要性，而中央銀行履行金融穩定職責必須要有充分的手段、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將中央銀行置于金融體系最高監管當局的地位，賦予了中央銀行充分的監管權利。無論是美國、英國的中央銀行職責擴權，還是最近俄羅斯中央銀行的改革，均反映出這一趨勢。但我國2003年確立的金融分業監管體制，大體剝離了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保留了銀行間市場、支付市場和反洗錢的監管，而這些市場的監管職能雖然重要，但與完全承擔跨行業、跨市場金融風險監管的職責所需的工具來說，存在明顯的不足。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法賦予了中央銀行建議監管部門對某金融機構進行檢查的權利，但在實際執行層面，特別是人民銀行分支行建議對地方金融機構進行檢查，在實際監管競爭中根本無法落實。
此外，監管資源分配不平衡、部門隔閡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僅以人力資源配置考察，“一行三會一局”，中國人民銀行的員工最多，證監會和保監會系統人數相對較少，在地市層面的人員存在明顯不足。銀監會系統的人員要多于證監會和保監會系統。但“一行三會”均是正部級機構，行政上沒有隸屬關系，業務上也不存在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在中國注重行政級別的日常業務管理與運作實踐中，即使其他機構發現問題，也不能主動開展調查，需要充分考慮主監管機構的感受。如果相互間溝通協調暢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風險問題的解決。反之，則相互保持沉默，助長風險事態的演變。若監管機構著手調查，即使人手有限，往往也會排除其他機構的參與。類似情況，在我國并不少見。我國是大陸法系，只有明文規定，規定詳盡可操作，才有可能被真正執行。對于一些語焉不詳的條文，往往成為部分機構維護部門利益最大化與推諉風險與責任的重要借口。而跨行業、跨市場風險監管就往往成為相互推卸監管責任的借口，只要監管的機構不出事，很難真正深入產品與業務并全面把握風險演化趨勢。
由央行負責跨業跨市場監管較可行
為應對日益復雜的金融風險監管，近日，國務院批復由中央銀行牽頭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主要內容也涉及跨市場、跨行業的金融風險監管協調。但國務院明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不改變現行金融監管體制，不替代、不削弱有關部門現行職責分工，由此將產生一些實際操作問題。考慮到我國行政運作長期存在的部門利益最大化規則，權利與責任很有可能被分割，相互競爭、相互推諉也并不是沒有可能，而中央銀行又不負責具體業務監管，事實上的監管不足、監管真空可能還會依然存在。
從監管實踐看，重復監管雖然會增加成本，但有助于提高監管成效。真正可怕的是沒有監管，存在監管真空。這幾年我國跨行業、跨市場金融業務與產品發展極為迅速，分業監管體制顯示出明顯的不適應性。特別是這些產品的交易結構復雜，風險不易識別，更是增加了風險監管的難度。當然，在我國目前的現實條件下，中央銀行可能并不見得比監管當局更能識別金融風險，但中央銀行作為流動性的最后提供者具備監管當局無法比擬的金融風險處置優勢與效率。因此，由中央銀行承擔系統性金融風險職責，負責跨行業、跨市場金融風險監管，可能是在不觸動分業監管體制的前提下提升金融風險監管效率的最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