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反壟斷風暴不斷擴延的同時，也面臨著重重阻力。“近來坐飛機都要聽《拉德斯基進行曲》，通過這樣的方式給自己加把勁，實際上反壟斷不是那么容易的。”報載，發改委反壟斷局調查二處處長徐新宇說，“黃金案的時候，我們去跟協會會長談，上來就一拍桌子，他給我拍桌子，不是我給他拍桌子。”
　　為何要壟斷，壟斷是為了攫取壟斷利潤。發改委反壟斷，就是要革壟斷暴利的“命”，要動壟斷者身上的“肉”，被反壟斷的一方跳起來急是很正常的。在這樣一個利益糾葛的年代，對反壟斷的發改委來說，要盡快習慣被拍桌子，更要善于想辦法，要用鐵的證據澆滅壟斷者的囂張氣焰。　
　　行業協會的會長為什么敢于對發改委的反壟斷調查拍桌子呢？
　　法無禁止即自由，不能因為我們習慣了權力對權利拍桌子，就不習慣權利對權力拍桌子。除了反壟斷調查可能危及行業壟斷暴利，讓行業協會會長暴怒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我國現有的法規框架內，行業協會的職能是不清晰的，行業協會會長可能認為協會的所作所為并不違法；即使違法，目前也只有《反壟斷法》第46條規定的“可以處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這么一點兒法律責任，所以協會會長無所畏懼。
　　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說：“我國的反壟斷工作正遭遇著中國式的尷尬，壓力不斷涌來。”何謂“中國式的尷尬”，指的極可能是中外壟斷與反壟斷的區別，國外現在的壟斷主要是企業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實行壟斷，而我國主要則是行業協會牽頭的組織壟斷；國外反壟斷的阻力主要來自企業及相關游說，行業協會多是支持反壟斷的，而我國反壟斷的阻力主要來自行業協會及其相關部門、領導的游說。這也說明，我國目前的反壟斷急需從規范行業協會入手。
　　實際上，國外的壟斷與反壟斷，也經歷過類似的“中國式尷尬”，卡特爾、辛迪加就主要是通過簽訂共同協定來實現壟斷的。只是20世紀以來，大多數地區和國家，都通過制定行業協會、行業組織相關的法律與制度，限制了這兩種傳統的壟斷組織形式。后來，便又衍生出以覆蓋產業鏈組建大的壟斷企業為特征的托拉斯，在各國相繼制定《反托拉斯法》后，便又誕生了主要以金融控制為基礎的非常復雜的壟斷組織形式康采恩，在康采恩被加強監管之后，才逐步變成今天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壟斷。　
　　與國外相比，可以說我國的反壟斷工作才剛剛起步，企業壟斷的組織形式也還剛剛起步。隨著社會組織形式和企業、企業家組織形式的多樣化，特別是金融勢力的崛起與支配，我國今后必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反壟斷局面，反壟斷調查工作將更加嚴峻與艱巨。
　　實際上，我國除了行業協會牽頭的壟斷之外，行業組織、企業家組織牽頭的壟斷也正在以隱秘的形式逐步形成。
　　有利的是，國外一個多世紀的反壟斷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鑒的有效辦法，可以避免“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應付，少走彎路。　
　　對目前的行業協會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像國外一樣，清理我國目前和行業協會相關的規章制度，建立起完備的行業協會相關法律，對行業協會的分類管理、法律地位、協會職能、設立模式、治理結構、籌資渠道、法律責任等都加以更加細致規范。
　　當然，立法建設更應該走在前面，掌握反壟斷的主動權。目前至少可以借鑒國外已經發生過的經歷，將托拉斯、康采恩以及企業家組織牽頭的壟斷組織形式，提前扼殺在搖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