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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浙江律師吳有水向全國31個省級計生委、財政廳（局）申請公開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收支及審計情況，大多數單位選擇了回避。回復的9個省財政廳告知的社會撫養費總額累計達90億元，最高的超過了24億元。此前有報道稱，全國每年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總額達到200億元。這些錢都去了哪里，很少有人說得清楚。
對超生家庭征收社會撫養費，是以增加經濟成本的形式控制超生意愿，相比于其他強制性手段，應該說是管理方式的改進。但是，由于征繳和管理不透明，社會撫養費征收在部分地區的執行過程中變形走樣，受到公眾詬病。一方面，社會撫養費具體收費標準由各省自行制定，各地征收辦法、收費標準以及預算、收支比例等都不盡相同。正因如此，征收多一點還是少一點，雖然也有“收支兩條線”的硬性要求，但在操作過程中，往往被基層政府挪用、截留，甚至被少數人貪污。有的地方為了多收社會撫養費充盈財政，采取“交足指標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等于變相鼓勵超生。
而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撫養費一律上繳國庫，其使用并沒有專門體現到計生工作中來，也削弱了社會撫養費的政策調劑作用。相反，在一些政策執行不到位的地方，遵守計生政策的家庭連獨生子女費都難以按時足額領取，政策的鼓勵作用更加無從體現。
如果社會撫養費不能規范收取、科學使用，不能實現對遵守政策家庭各種風險的援助，社會撫養費就可能偏離制度設計的初衷。圍繞在社會撫養費上的種種疑問表明，社會撫養費的管理不善，不僅會損害政策的嚴肅性，削弱計生政策制度設計的整體協調功能，而且可能影響計生部門乃至計生政策的權威性。
社會撫養費十分有必要增強其透明度和科學性。首先，應當以信息公開督促社會撫養費管理的規范。社會撫養費的征收不僅關系到公眾對政策公平性的評價，更因其規模巨大，理應如實向社會公開，并定期接受審計。與此同時，社會撫養費的征收還應提升管理權限，應當將縣級監管提升到省一級，才能收緊“口子”，避免跑冒滴漏。
此外，社會撫養費的合理使用也應當提上議事日程。當前，我國人口政策亟待完善，如果能用好社會撫養費，發揮其獎懲功能，如建立與物價水平掛鉤的獨生子女家庭補貼調整機制，建立專項基金實現對失獨家庭的社會救濟等。政策的制定應當是開放的，在實踐中不斷聽取民意并加以完善，對于一項影響面如此之廣的政策而言，尤其應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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