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國政府采取了及時、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其財政政策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援助金融機構，包括給金融機構注資、幫助金融機構剝離不良資產等；其二，大規模減稅，主要是針對居民的減稅；其三，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持一些新興行業。在貨幣政策方面，第一步是降息，在降息沒有空間之后開始推出量化寬松政策（QE）。
歐洲的反應顯然滯后于美國，一開始也是降息，降息之后在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措施：一是歐洲央行從市場上直接購買特定類型的金融資產；二是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各個歐洲成員國的商業銀行提供貸款，鼓勵這些銀行去購買本國的國債；三是債券購買計劃(OMT)，這更加類似于美國的QE，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不是直接遭遇危機，而是長期以來就沒有從危機造成的經濟低速增長中復蘇過來。日本一直在做間歇性的財政刺激，但是間歇性財政刺激不但沒有使經濟脫離衰退的泥潭，反而造成公共債務居高不下。去年安倍上臺之后，開始推行真正激進的量化寬松政策，例如提出在兩年之內把貨幣存量翻一番，把通脹率提高到2%等。除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外，安倍政府也想推行結構性改革。
從效果來看，目前美日歐三個經濟體都在復蘇，其中美國表現最好。對美國經濟前景看好的原因有三：首先，美國的杠桿率自2010年開始就有明顯下降，而歐元區、日本和中國的杠桿率還沒有開始向下調整。去杠桿化是經濟復蘇的一個必要條件；其次，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全面復蘇，無論是新開工量、價格、投資、成交量都有比較顯著的反彈；最后，美國能源行業爆發了頁巖氣革命，五年之后美國可能會成為一個能源自給的國家。這一趨勢不但對美國的宏觀經濟會有較大影響，對全球宏觀經濟，包括全球的地緣戰略格局在內都會有很大的沖擊。
從美日歐三者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和力度導致的不同后果中，可以總結出三條重要經驗：
首先，爆發危機之后，政策反應速度和政策執行力度的不同是這些經濟體目前復蘇程度不一的重要原因。美國應對危機的反應速度非常快，而且政策力度最大，因此美國經濟復蘇也最為迅速。
其次，這次危機深化了我們對杠桿率的認識：首先，過去我們只重視政府杠桿率，而不重視私人杠桿率。這次危機表明，私人部門負債率的上升，將會伴隨著資產價格的上升，形成資產價格泡沫，而一旦資產價格破滅，危機爆發，政府就必須救市，由此私人部門的負債很容易轉化為公共部門的負債，就此而言，債務是可以轉化的，私人杠桿率可以轉化為公共杠桿率。其次，過去一般認為外債比較危險，內債沒有危險，但這次危機表明，即使外債規模處于安全范圍內，如果國內債務過高的話，也可能引發金融危機。例如，美國的外債規模較低，但次貸危機爆發之后美國政府救市，導致私人部門內債最終變成政府內債與政府外債。所以，我們對杠桿率的認識應更加全面:內債與外債的劃分并不那么重要，私人部門債務與公共部門債務的劃分也并不那么重要，但控制一國總債務規模非常重要。
最后，危機爆發之后，一國是否能利用危機來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決定著各國能不能更快地走出危機。從這一點來看，美國做的比較好。美國和歐洲相繼發生危機之后，美國的真實勞動力成本有比較顯著的下降，但是歐洲的勞動力成本基本上沒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