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近來輿論出現了強烈的擔憂之聲。筆者的看法是，對此，我們既要高度正視，又要冷靜客觀。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畢竟還處在可控范圍內，更存在著大幅改善的可能。即便出了一些麻煩，只要控制在局部和個案層面，就不會演變為系統性危機，反而有利于制度建設。
　　根據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國家審計署對于地方政府債務的抽查，在15個省會城市中，有9個省會城市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這被很多媒體稱為“資不抵債”，好像就要成為下一個底特律市。實際上，這其實是誤讀。根據審計署的公告，債務率是指“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其分母是“地方政府綜合財力”這個流量概念，而不是“資產”這個存量概念。債務率超過100%不等于“資不抵債”。
　　從長期來看，債務率常常會在投資項目初期夸大債務負擔，并不是一個好的指標。在投資項目初期，債務驟增而收入幾乎沒有變化，這時債務率自然會暴增。隨著投資項目逐漸產生效益，收入部分會逐漸增加，而債務不變甚至有所減少，債務率會就會相應下降。投資項目的期限越長，債務率在投資項目初期的“失真”程度就越大。實際上，只要投資項目的收益大于成本，債務率的短期暴增并不是問題。因此，長期內決定債務負擔的關鍵在于資產負債率和資產質量。
　　當然，即便債務率指標存在缺陷，還是可以用它做個粗略的國際比較。不妨先看看美國底特律市的情況。底特律市2012年財政收入是12億美元，今年預計會有所下降，而目前公布的政府債務已超過180億美元。即便按照2012年的財政收入計算，債務率也高達1500%。而在上述我國9個省會城市中，即便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是220%，和底特律比起來差遠了。在我國其他城市中，可能存在債務率更高的情況，但應該距離底特律還有相當的距離。
　　不錯，我國計算的地方政府債務可能沒有包括養老、醫療方面的隱形負債。但是，在考慮隱形負債的同時，也需要考慮隱形資產，兩者同時納入進來后對于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率及資產負債率的影響是很不確定的。我國地方政府存在很多隱形資產，其中土地是最大的一項。從廣義上來說，城市的土地都是國有的，地方政府轄區內所有城市的土地都由地方政府代為擁有。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的地方政府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地方政府都更有錢。從狹義上來說，政府部門的辦公樓是他們能夠自由支配的資產。這些辦公樓一般位于市中心，地價昂貴，價值驚人。
　　在重視債務負擔的長期視角的同時，也要注意提高短期償債能力。在這方面，可有多種措施。
　　首先，在開源方面可考慮開征住房轉讓收益的個人所得稅以及房產稅。今年頒布的房地產調控“國五條”實施細則明確規定，對出售自有住房者，通過稅收征管、房屋登記等歷史信息能核實房屋原值的，應依法嚴格按轉讓所得的20%計征。可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地方都沒有執行這個政策。房產稅，目前只有上海和重慶在試點，還有待進一步擴大。由于個人所得稅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稅，房產稅是完全的地方稅，開征這些稅種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并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對于應開征的稅種不積極開征，那些地方政府豈不是“捧著金飯碗要飯吃”？
　　其次，在節流方面不妨考慮增加長期債券的發行，提升債券信用等級，以降低還本付息支出。現存的地方政府債務在融資安排上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銀行貸款多。據審計署的數據，78%左右的地方政府債務來自銀行貸款。銀行貸款的平均期限一般較短，而投資項目的期限一般較長。短期內地方政府既要還本又要付息，財務壓力大。二是主要由地方融資平臺出面融資，利率較高。如更多發行長期債券，那短期內便就只付息不還本，減輕財務壓力；如果由地方政府出面直接發行債券，就能大幅降低利率，減少利息支出。
　　最后，在節流方面還可以考慮減少公租房、多建限價房。公租房本應滿足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群需要，現在成了保障房的主體，而公租房建設恰是地方政府債務迅速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公租房建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其中很多必然來自負債，而收益部分體現為租戶每年繳納的房租，不像限價房那樣在賣房后就能回收全部資金。
　　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地方政府通過信托公司、城市商業銀行、基金會等不同的渠道大量借入資金，多次出現問題，遭到中央政府的整治。由于中國經濟過去這些年始終能維持較快增長勢頭，所以事情還好辦。隨著經濟步入中、低速增長階段，再出現類似問題或有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可能。因此，如果當前對于地方政府債務的關注能引發制度重建，促進建立常規化的地方政府債務統計、監督和處理機制，順帶推動房地產和財稅方面的長期安排，那將是化危為機的最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