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農業銀行日前向上海市政府提供2500億元信用貸款的消息，在當下極為敏感的時間窗口，尤為引人關注。盡管有消息稱該筆貸款主要用于迪斯尼樂園項目以及被列為國家戰略的上海自貿區相關項目，因而不乏商業角度考慮，但若此消息最終被證實，則如此大手筆貸款行為背后的政府色彩無法抹去。
另一方面，一向有著“第二財政部”之稱的國開行，近日先后與江蘇、河北、青海等省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加大對上述省份的支持力度。這被視為定向配置到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帶有財政刺激的痕跡。至于重慶等地城市軌交項目的密集批復，無疑又是一個政府投資饑渴癥的爆發。
在完成年度指標時間不足5個月的形勢下，找到既符合政策又能有效拉抬地方GDP的路徑，讓各地政府殫精竭慮。于是，無論是打著新型城鎮化建設旗號而出臺的基建規劃，還是前一階段地方首長頻頻拜會財政部長，抑或省長賣煤，乃至上海這樣發達地區也要國家給予政策與資金支持，都是增長焦慮癥的真實寫照。
在全社會似乎已開始接受經濟增速低于8%這個所謂的“增長底線”，京滬等指標性城市率先將追求經濟增長質量放在施政第一位，廣東也不再刻意做大GDP蛋糕之際，我們不要對理念的轉變盲目樂觀。當今年前兩個季度經濟指標不大好看時，早已植根于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官員腦海中的
“保增長”理念再度被激活。而這根敏感神經近來之所以如此活躍，正如“2013?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所揭示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及與此相關的“與GDP掛鉤的政績考核制度不科學”是妨礙中國經濟轉型的最主要阻力。
在穩增長和經濟轉型這兩大戰略選項之間，各級各地政府切不可為了短期經濟指標的一時好看而一再延誤轉型時機。眼下，當務之急是要以理性的態度面對上述問題與困難。中央要求經濟工作遠近結合，在有效應對好短期問題、保持經濟合理增長速度的同時，更加注重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把力氣更多地放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上來，放到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上來。
從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觀察，增長與轉型孰是第一要務已經非常明確。貽誤轉型時機只會增加邊際成本。如今，宏觀經濟風險不斷累積以及經濟內外失衡持續加劇是不爭的事實。偏好投資和出口而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中國經濟已經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因此，當決策層不再對短期經濟增長勢頭下滑格外擔心，正在啟動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深層次改革時，亟需強化地方的執行力，消除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非合作性博弈。
在經濟規模躍上8萬億美元臺階之后，中國應該做好適應中等速度增長的政策與心理準備。不要指望未來20年、30年中國經濟還能取得前30年的類似增速。即便通過各種途徑實現了高速增長的目標，假如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簡單追求GDP增幅不僅沒有太多的福利效應，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病的進一步惡化。
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環節。
從歷史上看，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增長特征，就是在制度創新中注重擴大市場主體的行為空間。換句話說，中國民間長期以來被壓抑的商業稟賦由于政府政策空間的解放而大大釋放出來，成為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徹底的，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已經成為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要使“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在各地得到落實，就必須以政績考核機制改革為突破口，撥開多年來籠罩在地方政府頭上的增長迷霧，告別低效的大手筆投資刺激思維，將經濟增長切換到內生性技術進步和有效內需拉動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一方面，要以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改革為突破口，切實解決民營資本發展的瓶頸問題，實現要素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真正做到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在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應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和高質量的技術改造引領產業結構整體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