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汽車工業之都底特律申請破產保護，在我國掀起了很大反響。對此，筆者覺得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如何客觀看待、對我國的啟示和借鑒到底在哪里。
　　底特律破產事件在美國與國際上的反響比較平靜，因為，城市破產在美國并不是新鮮事，只不過底特律刷新了破產城市的規模而已。自從1937年以來，美國有約600個市、鎮、縣等申請破產；過去30年，美國申請破產的地方政府有250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于房地產泡沫破滅直接沖擊地方稅收，美國已有42個地方政府按照《破產法》申請破產保護。
　　地方政府破產之所以在美國反應平靜，還因為美國地方政府債券基本上由機構投資者持有，債券違約和債務重組不會對國民造成大影響；在聯邦制下，州之間及州內各地方政府間財政具有封閉性、運營碎片化，地方政府破產不會沖擊所屬州或縣內其他城市或鎮。像底特律破產不僅沒有影響所屬密歇根州的經濟，也沒有影響大底特律地區。數據顯示，大底特律地區2011年的經濟規模已接近2008年的水平，意味著恢復到了危機前的狀態，經濟復蘇前景上與全美趨同；破產，本質上是企業和民眾“用腳投票”的結果。讓經營不善的地方政府破產，通過損失共擔，讓政府、機構投資者和民眾深刻反思過去地方政府運營存在的問題，并通過債務重組來注入新生力量、消除沉疴痼疾，輕裝上陣，能避免問題陳年累積造成的系統性風險。
　　由于我國在中央地方關系、財稅制度、政府運營等方面與美國地方政府有本質上的區別，所以，底特律式破產對我國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沒有直接借鑒意義。但是，由于美國地方政府破產在根源上與地方產業結構、承債能力、稅收和公共服務密切相關，因此，他們解決地方債問題的方式、約束地方過度承債的機制，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底特律式的破產對我國最大借鑒意義，就是要尊重產業發展和調整的規律，正視產業周期波動（特別是衰退產業）的沖擊。以底特律為核心的美國汽車制造業曾占據全球90%的市場份額，但由于強大的汽車工會造成的高福利成本和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沖擊，再加上韓國、中國低制造成本國家的加入，底特律汽車業滑入了持續衰退的通道，盡管美國政府通過節能改造來拯救汽車業，特別是總統奧巴馬在2009年還特別成立拯救汽車業項目小組，但依然無濟于事。實質上，美國汽車制造業的衰退，是美國從制造業大國向信息（硅谷）、金融（華爾街）和研發（高等教育）等產業上游升級的必然結果和典型代表，是全球制造業階梯式轉移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我國面臨的人口結構、資源環境、社會問題、外部形勢，決定了我國無法繼續維持國際分工鏈條下低成本、規模化的比較優勢，迫切地需要像美國一樣果斷地去除產能過剩、退出衰退產業，向制造業上游（先進制造業、制造業研發、核心技術等）演進。產業轉移的規律是無法阻礙或逆轉的，斷臂求生，盡管在短期內會造成經濟下滑、增加失業和削減福利等問題，但會通過“破壞性創造”為產業升級轉型掃清障礙，而固守傳統產業（甚至逆產業周期加產能、加杠桿）只能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引發系統性風險。
　　底特律式的破產對我國的另一個啟示是，以地方政府本級稅源和其現存債務及公共服務供給來明晰其融資能力和空間，建立從源頭上約束地方政府過度和無序舉債的制約機制。底特律走向破產申請的導火索就是不具備融資條件，無法通過新增市政債來繼續融資。而融資條件的喪失，蓋因產業衰落和人口外遷（從高峰期的185萬降至目前的70萬）造成稅源減少（房產稅在過去5年下降20%，個稅在過去10年下降了30%。），無法支撐債務償還（180億美元）、繼續承債和公共服務（特別是200萬人的養老金負擔），進而陷入“公共服務下降—企業和人口外遷—稅源下降—公共服務下降”的惡性循環。
　　以上述邏輯來考察，我國很多地方政府其實已不具備融資條件了，就因沒有建立從源頭上約束地方政府過度和無序舉債的制約機制，所以還能一再突破限制，通過擔保、影子銀行、融資平臺來獲得沒有償債保障的新增債務。
　　另外，如何在產業下行周期弱化產業周期上升時所形成的、固化的利益架構也是底特律式的破產對我國的啟示。直到通用與克萊斯勒走上破產道路前一刻，工會才答應削減福利。福利增長的剛性增長要求直接導致行業上升時期的紅利絕大部分被攫取，產業沒有多少留成利潤來為未來轉型做準備，更無暇顧及行業下行時期的壓力。在我國傳統產業快速發展期，形成了多元化的、不斷增長的（增長剛性考核）利益要求，這就決定了在產業下行周期，無法通過產業退出來弱化利益要求，這是我國產能過剩無法清理、衰退產業無法退出的主要原因。在傳統制造業利潤水平日漸衰落（我國工業企業凈利潤率只有5%左右，為國際企業的一半）、養老金壓力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我們對未來全局性的財政金融風險萬不能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