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簡政放權”思維來促進今年的穩增長,需要我們在“盤活存量、用好增量”上多下工夫。即放棄簡單的總量政策,代之以提高貨幣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單位貨幣所能支撐的實體經濟。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大銀行業的金融創新力度,特別是提振數千萬投資公眾對股市的信心。 當前的各項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依然十分薄弱。筆者認為,面對宏觀經濟增速下滑,我們需要認真分辨:究竟是因為結構調整所致,還是因為宏觀景氣下降,并分別采取應對措施。對于前者,我們要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畢竟我國已到了發展模式的轉型階段,再不斷然淘汰落后的生產力,就沒法輕裝上陣、實現更優的生產效率。當然,如果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較大的社會震蕩,比如就業嚴重不景氣,那就需要通過結構性政策而不是總量性政策來抹平周期低谷,否則,之前的結構性改革努力或將付之東流。對于后者,處置方式則有不同。比如,就算淘汰了落后產能,企業掌握了新一代技術,由于投資和消費信心下滑,企業不愿投資生產,即便生產出來后投放市場,產品也會少有人問津。對此,我們既可采取結構性也可以采取總量性刺激政策。 在筆者看來,當下我國經濟增長之所以缺乏保持7.5%至8%增長速度的基礎,一方面是因為改革政策紅利、人口紅利和世貿紅利漸漸消失,長期潛在增長速度放緩,亟須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恰恰因為社會公眾對調結構、換模式已達成共識,消費預期明顯受到影響。既然經濟不穩由雙方面因素同時導致,那么政策著力點就應落在結構性政策上。 我們十分欣慰地看到,本屆政府在“簡政放權”方面已經邁出可喜的步伐。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就在記者會上表示,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1700多項行政審批的三分之一大約有500多項,但不到半年,就已取消和下放了215項,從體制機制上進一步給各類市場主體創造條件,相當程度上調動了企業和個人參與各類投資的積極性。 不過,接下去下一步還有三項工作值得期待:第一,要跟蹤落實。很多審批事項權力下放到省級主管部門以后,不排除個別省級部門的審批會比原來中央下屬部委的審批更加嚴格,甚至苛刻,以致中央政策到了地方以后“跑調”、“變形”。因此,應當做好對下放后的審批事項的事后評估。第二,既然中央已經在“簡政放權”問題上做出了很好表率,那么地方政府就該及時跟上,抓緊對原有的行政審批事項作個規劃,列出目標,該放則放。第三,爭取重點突破。我們不但應看到行政審批事項從多變少是一種改革,還應看到從不審批到審批也是一種革命。比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就明確提出,“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如果落實國務院要求、相關主管部門真能早日開始相關嘗試,盡管審批事項看起來似乎多了,但這對于啟動民間資本、穩定經濟增長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 繼續沿著“簡政放權”思維來促進今年的穩增長,還需要我們在“盤活存量、用好增量”上多下工夫。簡而言之,“盤活存量”需要我們放棄簡單的總量政策,取而代之以提高貨幣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單位貨幣所能支撐的實體經濟。根據費雪方程,我們導出V=PY/M。即貨幣流通速度=價格指數×產出/貨幣總量,也就是說,盤活存量要求我們最大化貨幣流通速度。為此,首先需要澄清所謂“影子銀行的發展導致貨幣效率下降”的錯誤觀點。不管國際上對影子銀行如何定義,國內通常意義上的影子銀行,多數是指信托和銀行理財產品。由于它們的出現,銀行儲蓄規模勢必相對減少,貨幣存量隨之下降,所以,事實上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效率都上升了。當然,我們應當像對待傳統商業銀行那樣,加強影子銀行監管,避免因為監管缺失而禍延實體經濟。 對“影子銀行發展可以盤活貨幣存量”的觀察給我們的啟示是,可以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大銀行業的金融創新力度;群策群力發展好證券業和保險業,特別是提振數千萬投資公眾對股市的信心,使滬深股市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 與此同時,要想達到“盤活存量”的目的,還要努力啟動居民消費。一方面,應當避免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過強。比如,如果社會保障制度遲遲難以健全,城鄉居民遲遲難以借助社會保障制度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那居民減少消費、不斷增加儲蓄的財務安排也就在所難免。同時,不能不說我國居高不下的房價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由于十年來的房價上漲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很多正常的消費一再受到擠壓,為了買一套房而長期儲蓄、大量儲蓄。此外,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也增加了居民壓縮當期消費的傾向。“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是許多家長的共識。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少家庭花費了大量的金錢,而且由于教育支出的不可預知性和不確定性,居民不得不積累大量的預防性儲蓄。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隨著蘋果手機和三星手機在技術和性能上你追我趕,手機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帶動了社會公眾特別是年輕人一波又一波的時尚消費。沿著這樣的思路,筆者建議政府部門對新興消費給予適度政策支持,特別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專門用于鼓勵推動企業或個人加大新型消費產品的研發力度,不斷創造和培育新的消費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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