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業似乎成為了逆周期增長行業，因為無論市場預期還是官方都認可了經濟增長進入下行周期，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速已降為7.6%，但信托業卻以超常規的速度增長。來自中國信托業協會的最新數據，截止到2013年二季度末，67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資產規模為9.45萬億元，同比增長了70.72%。信托業規模已然逼近10萬億元大關，這個中國第二大金融業態仍然沒有放慢增長步伐的跡象。
　　這看起來不符合常理，但在現有金融體系下，結合當前形勢，卻合理的存在。中國經濟經歷了十年的快速增長，新一屆政府上臺以來將工作重點放在了調結構方面。既然是調結構，就要抑制過熱以及風險過高的行業和領域，從融資渠道上對其進行限制。這些行業和領域只好以更高的資金成本，轉而尋找傳統信貸以外的資金渠道，于是客觀上助長了信托業的快速發展。所以，與其說是逆周期增長，倒不如說是融資渠道的轉移。
　　信托業超額增長的部分，大多是傳統信貸所失去的。我們所熟知的一個方式就是通道業務，即銀行發行理財產品募集資金，通過信托渠道投放到受限的行業和領域。通道業務的銀信合作本質上可看做監管套利，在監管加強之后，規模開始回落。卻無法阻止新的渠道出現，券商和基金子公司的資管業務給銀行理財資金提供了新的出路。從去年開始，券商資管業務異軍突起，資管新政推出僅4個月時間，券商資管規模就突破2萬億元，半年之后超3萬億元。這其中有多少增長得益于通道業務，從業人員自然心知肚明。
　　值得注意的是，資管業務的爆發式增長，并沒有壓縮信托的規模。新渠道的出現并沒有阻礙信托的增長步伐，其中原委恐怕于產品設計有關，二者并不是競爭關系，而是一種合作關系。監管加強之后，銀行理財資金并不是像過去經一次通道完成投放，而是經一系列包裝，過了多道手。銀行資金無論是通過券商資管還是基金子公司，最終更多的是以單一信托計劃為終點。這種發展軌跡其實可以從數據上得到印證。
　　來自中國信托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單一資金信托”規模在2010年一季度占全行業信托資產總規模的比例曾高達80.50%，以后占比雖逐年下將，2010年四季度下降為74.51%，2011年四季度下降為68.21%，2012年二季度下降為66.46%。筆者在去年寫的《隱匿的信托業龍頭》一文曾指出，單一信托占比從2010年到2012年的下滑，源自于監管對銀信單一信托的加強。現在我們拿今年二季度數據與一年前進行對比，單一信托占比開始止跌反彈，回升到70.83%。我們有理由相信，單一信托占比的重新增長，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券商、基金子公司等非銀渠道的貢獻。
　　如果我們按資金來源把資金信托計劃分為單一信托和集合信托，再把單一信托分為銀信合作單一信托和非銀信合作單一信托，回顧過往數據可以看到，銀信合作單一信托占比是不斷減少的。2012年以前，銀信合作單一信托占比一直都占據首位。到了2012年二季度，非銀信單一信托占比達到34.51，超過了銀信合作單一信托，彼時，三種類型信托占比基本呈“三三制”原則。然而，僅僅過去一年時間，今年二季度非銀信單一信托占比達到48.78%，超過了集合資金信托占比23.37%和銀信合作單一信托占比22.05%的總和（三種類型之外還有占比為5.8%的管理財產信托）。
　　銀信合作單一信托占比從首位將至第三位，這不僅因為銀信合作受監管限制，更是金融改革大潮中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銀行業受益于經濟增長和改革紅利，經歷了十年黃金發展期。隨著金融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開辟直接融資渠道，實體經濟對銀行信貸的依賴程度必將下降。而在此過程中，由于監管真空等因素，影子銀行開始盛行，各種通道業務借此發展起來。這也就解釋了為何信貸規模保持穩定，而社會融資規模卻超常規發展，與GDP增長出現背離。信托業的逆周期增長正是信貸受限，而社會融資渠道拓寬的一個集中表現。
　　但是金融業畢竟是服務于實體經濟，超脫于實體經濟的增長就會存在風險隱憂。比如受到較多關注的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行業，信托計劃與二者關系密切。今年二季度末，資金信托對基礎產業的配置規模達到2.39萬億元，占比進一步提高到26.84%，僅半年的時間規模增長了44.87%，占比提高了3.22個百分點。而二季度末政信合作業務規模為8041.88億元，相比去年底的5015.50億元，更是增長了60.34%。而這些產品又較多的以單一信托呈現，資金來源也多經過各類資管計劃指向銀行理財資金。這類業務應引起監管注意，加快對其清理，或轉為標準化債權。
　　通常來看，對融資渠道轉移導致的逆周期增長應保持警惕，不僅是針對信托，券商資管和基金子公司業務也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