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困難時期也是正視深層次經濟問題，培育中國經濟新的競爭優勢的難得時機。
從中央政治局日前對上半年經濟發展的判斷以及對下半年經濟走勢的預期來看，在強調通過經濟政策的有效投放確保經濟平穩增長的前提下，正視經濟結構問題，以改革促轉型、促發展，應該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各級各地政府施政的基調。
誠然，上半年經濟的整體表現遜于預期，但不應由此判斷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決策層推進深層次改革的決心。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是任何一個理性政府追求的基本正常目標，而保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穩定性，盤活存量、優化增量、著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加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把錢用在刀刃上，等等，本身就是穩定經濟預期的基本動作，因為經濟預期一旦出問題，肯定會影響改革的推行。而積極釋放有效需求，推動居民消費升級，保持合理投資增長，積極穩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是改革的預期成果。因此，改革勢在必行，只是由于路徑依賴與諸多約束條件的限制，可能會在具體的時間節點與力度釋放上表現出適度彈性，但決策層的改革決心毋庸置疑。地方政府不應指望最高決策層重返刺激經濟的老路子。
從經濟決策機理來說，要駕馭中國這樣一個國內生產總值（GDP）邁上8萬億美元臺階且各種經濟矛盾正陸續表達的巨型經濟體，尤需凝聚各方智慧并有一套前瞻性的經濟發展對策。
從國內既往發展經驗和可資借鑒的國外經驗來看，這些年來，各級各地政府盡管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已是八段高手，但如何使經濟保持長期活力并解決困擾多年的難題———經濟失衡，顯然還需要補課，而沉疴的不斷淤積已使過往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大打折扣，甚至已經到了不改革就難以避免系統性經濟風險爆發的危險境地。
歐美和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可從某一個側面提供中國相關鏡鑒。例如，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內外經濟政策失誤以及由此對本國經濟造成的致命傷害，顯然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警示作用。日本當年的經濟病灶和今日中國的經濟病灶還真頗有幾分相似，面臨的國際擠壓也差不多。不同之處在于日本在那時早已是工業化國家了，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且日本始終是資本主義經濟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其和美國之間的摩擦可歸為資本主義內部矛盾；而今日中國尚處于工業化中后期，支撐經濟轉型和波動的配套福利體系尚未建成，且中國是相對獨立于西方國家的超級新興經濟體，由此遭遇的戰略圍堵或將比當年的日本要多得多。另一個顯著區別在于，日本經濟運行盡管某種程度上受到財閥的控制，但市場在整個資源配置過程中早已起主導作用；而中國的市場體系建設盡管已初步建成了適應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遷的各層次市場體系，正向成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邁進，但漸進式特征明顯的中國經濟轉軌，由于法治建設滯后于市場發展，從而在向新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出現的基于信息不對稱的委托——代理循環惡性發展，進而造成內部人控制的現象屢見不鮮。另一方面，還誕生了阻礙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最大敵人——既得利益集團，業已成為今日中國改革的最大阻力。假如不能沖破現實中正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市場經濟的分配秩序將難以建立，甚至對改革形成負面的影響。
筆者相當認同國內有學者提出的中國經濟存在政府行政控制化趨勢嚴重以及經濟市場化正在被扭曲的警告。筆者認為，假如不能解除這些曾是改革積極主導力量如今卻成為關鍵領域市場化改革巨大阻力的既得利益團體的影響，則中國要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放開商品、要素包括匯率、利率、資源的價格，打破行政壟斷，建設法治，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可以說，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依然在路上。盡管我們未必完全認同西方關于市場經濟的某些標準。但從現有的理論討論和有關國際社會的法律規定來看，至少有五個要素被廣泛認為是成熟市場體系的必備要素，其中包括，政府作用和行為是否規范化，企業權利和行為是否自由化，生產要素市場化的程度（包括要素的價格是否由市場決定，企業的成本是否真實等等），貿易條件的公平程度以及金融參數合理化問題。
假如以上述五方面條件來衡量今日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顯然我們尚有大量改革需要攻堅。換句話說，如果上述五個領域的改革不到位，則由此滋生的經濟矛盾和經濟問題就有可能使得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化解中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既有賴于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技術的不斷升級，更要在冷靜思考制約經濟長期增長的約束條件的基礎上，建立一種能夠使經濟持續保持活力的增長機制。中國不缺能夠使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活力的微觀市場主體，亦不缺能夠有效擔當公共服務職能的民營資本力量；真正欠缺的是促進經濟戰略轉型的公平競爭環境，尤其是確保公平競爭環境的制度執行力。為此，筆者呼吁，盡快建立超越部門與地方利益以及其他相關者的利益的綜合性改革協調結構，直面真實世界里中國經濟領域的復雜問題，拿出破解制約中國經濟戰略轉型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通過強大的制度執行力來糾正業已被部分扭曲的市場化進程，厘清政府、企業與市場邊界，從而引導經濟向戰略轉型的軌道切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