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過度與消費不足，曾被視為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主要表征，提高消費占比成為政府和民間的一個共識。但從去年起，對這一問題質疑聲音漸強，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投資與消費之間的結構并不存在失衡，加大投資仍然是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近期，好幾位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撰文，宣揚投資的重要性。是繼續搞投資拉動，還是轉型消費主導，現在又成了一個問題。
　　認為應繼續搞投資的人，所持理由大致如下：一、消費不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投資才是；二、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仍然明顯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要提高人均產出，投資仍然是重點；三、資本存量上升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
　　毫無疑問，這些觀點背后有經濟理論的支撐。但在筆者看來，用這些源于新古典模型的理論來解釋當前投資與消費之間關系問題，是在用長期分析解釋短期問題和周期性問題，它未考慮現實的制約因素，顯得偏頗，與現實嚴重脫節。在此試析之。
　　先看看“消費不是經濟增長動力”這一說法。我們平時都說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凈出口，這是從需求角度的分類。毫無疑問，需求角度的分析是一種短期分析，它的使命是為政府進行需求管理提供基本理論和操作方法上的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凱恩斯對需求分析的短期特性曾經明白無誤地予以承認。政府搞需求管理，調節投資、調節消費，是一種短期的政策操作，其目標是讓實際經濟增長率盡可能接近潛在經濟增長率。但潛在經濟增長率為何？需求分析無法回答。新古典增長模型認為，它取決于資本存量、勞動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或技術）。因此，從長期的角度、從供給的角度看，資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消費不是增長動力”之說是成立的。
　　但這是否意味著投資越多，投資率越高越好呢？顯然不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模型。設某種糧農民，第一年收獲了1000斤糧食，消費掉900斤，留下100斤糧食作儲蓄，第二年用它作種子（投資）進行再生產又產出1000斤糧食，如此往復，這是簡單再生產。如果該農民減少消費100斤，這樣種子就有200斤，單位種子產出不變，那么次年它可以收獲2000斤糧食。如此持續下去，按第一種方法它的產出永遠只有1000斤，按第二種方法，它的產量則會不斷增加。可以看出，只有增加儲蓄，從而增加投資，資本存量不斷上升，產出才能持續上升。但儲蓄是有限度的，把1000斤糧食全部留作種子是不現實的，如果把當年產出全部儲蓄起來，理論上下一年產出會最大，但還沒到收獲期這個人就餓死了。那么最優水平的儲蓄（從而投資）是多少呢？經濟學對此有解釋，頗復雜，在此不表。
　　這個例子說明的是，盡管儲蓄（從而投資）越多，從供給角度看產出就會越高，但投資率不能無限高。蘇聯和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就是通過中央控制，最大限度地擠壓消費，增加儲蓄和投資來拉高GDP的，這樣勒緊褲腰帶的發展模式一度曾有效地提高了產出，但導致了嚴重的結構失衡及其它問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最終計劃經濟瓦解了。
　　對追趕型經濟體來說，保持比發達經濟體更高的投資率，從而不斷縮小兩者的資本存量差距，進而縮小GDP差距，顯然是必要的，否則就會像批評者說的那樣，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這是否意味著投資率越高，趨近目標人均資本存量（假設以發達國家為最優標準）的速度越快越好呢？我認為也不是。這里面有幾個制約因素。
　　一、投資行為對應著具體的產業和要素，如鋼鐵、水泥、機械及建筑員工，在達到目標人均資本存量后，投資率大幅下降是無法回避的，這些對應的產業供給能力理論上也要縮減，如果過快趨近目標水平，這些產業的突發性縮減會制造極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通俗地說，即便我們能在一年內把資本存量搞到發達國家水平，我們也不能這樣搞，也要留點余地。
　　二、投資的回報率會出現階段性遞減，如果無視這種規律，強行投資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目前缺乏回報理想的對象，為投資而投資，強行上項目情況確實已經比較嚴重。這樣形成的資本存量，其價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其產出效率可能是很低，甚至是極低的。忽視這一制約因素鼓吹繼續加大投資的人，內心可能還是考慮投資的即時需求效應更多一些。
　　三、社會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的第一部類和消費資料生產的第二部類，兩大部類之間要保持適當的比例，同時每個部類內部也要保持適當比例，方可持續。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雖然已經被邊緣化了，極少被人提起，但筆者認為它包括著相當程度的真理成分。現在的情況是，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之間嚴重失衡了，第一部類內部的自我循環特征已經非常明顯。在投資率高達50%的情況下，它輕微下降都會導致車輛顛簸和側傾，在這種自我循環的游戲中，要讓自己舒服一點，唯一辦法就是把速度維持下去，這是所有龐氏騙局的共同特征。克魯格曼認為中國已經是為了投資而投資，是一種投資的龐氏游戲，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正確的。
　　四、投資自身存在周期性，投資興旺階段往往對應著資產泡沫（中國現階段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就明顯受到泡沫的引導和支撐），泡沫越大，最終硬著陸風險越大，因此投資占比越高，其宏觀經濟波動越大，穩定性越差。
　　雖然中國高投資率有國內儲蓄的支撐，不像當年東南亞那樣依賴外資，但這并不意味就沒有風險。高投資率大多時候對應著高杠桿率和泡沫，這時，爆發危機并在危機中強行去杠桿的概率隨之上升。用長期仍然存在投資空間否定短期投資過度是不成立的，用儲蓄充足來否定發生危機的可能，也是不成立的。
　　五、中國人均資本存量雖然仍有很大提升空間，但與發達國家比，我們在硬性的資本存量方面的差距很可能不如外界想象的大，而軟性資本存量則可能比外界想象差得更多，通俗地說，差距主要不是體現在水泥鋼筋方面，而是技術和軟件方面。美國最近修改GDP統計方法，把研發、專利、娛樂納入投資范疇，繼續狹隘地比較硬資本差距，繼續瘋狂地堆積鋼筋和水泥，實在值得反思。
　　總而言之，分析投資與消費關系時，一定要考慮到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套用新古典增長模型而忽視具體的制約因素，得出中國目前應該繼續搞投資的結論，我認為是片面的，用它來指導決策是很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