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美國彭博新聞社播發了一篇《中國勢必遭遇摩天大樓魔咒》的評論，稱“希望阻止一場中國‘崩盤’的審計員們正在忙著詳查中國地方政府負債累累的賬簿，經濟學家們則在全神貫注地檢視著數據、債券息差法、電表和證券股價”，該文暗示中國“正在滑入一場危機的深淵”，中國政府被產能過剩、投資失控以及過度依賴出口等問題搞得焦頭爛額。
　　而在7月28日，《紐約時報》刊發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羅斯克蘭斯的《想要統治世界嗎？要緊的是規模》一文，盛贊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德國總理默克爾關于構建“美歐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的計劃，認為通過這個“最大的替代舞臺”與正在崛起的東方國家競爭，是最好的辦法。該文繼而預言，西方重新鞏固陣腳，必將把中國等新興國家“帶進”西方。
　　筆者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對比，是想說明，在全球經濟大轉型時代，外界高度關注中國怎么做、何處去。不僅如此，西方精英團隊繼續其“在戰略上強大自己，在技術上唱空中國”的路線。早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精英團隊就對中國經濟忽而“抹黑”忽而“捧殺”。是罵還是捧，最終取決于西方國家自身的需要。透過第二篇文章，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重新鞏固陣腳的愿望多么強烈。
　　長期以來，唱空、做空中國經濟的力量主要從外部使勁兒；現在出現一種新的動向，外部想方設法給中國內部植入“悲催基因”，讓內部“自主做空”，還要默默承受這種后果。
　　這并非聳人聽聞：6月末，經濟增長速度觸及決策層既定目標的下限，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滑落至2003年以來新低，工業增速也與2009年上半年接近。在這種時候，有人卻高調主張休克療法、硬著陸；還有人拿出“捧殺”手段，把中央有關調結構的政策片面解讀為不再擴大投資，強力收緊貨幣，即使股市低迷也無需提振，而應“去泡沫化”。按照這種主張，中國要轉型，就必須經歷、默默忍受一個“悲催時期”。
　　中國經濟真的必須經過一個“悲催時期”嗎？我們過去五年乃至十年采取的政策路線真的要徹底顛覆，不需要連續了嗎？我們過去十年乃至三十多年真的都白干了嗎？顯然不是！第一，中國經濟體量顯著增大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為結構調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二，中國經濟仍然有諸多可持續的增長點，國內市場開發的空間巨大；只要政策得當，中國經濟的增速與其他經濟體比仍將十分可觀。第三，搞結構調整不能一味的調低速度，解決眾多問題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我們說主動降低速度，針對的是過熱的增長；如果速度低到一定程度，則要采取提振措施。
　　事實證明了，美國和歐洲也都不能在經濟下滑時期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美國連續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抵御經濟下滑，推遲社保改革反遭追捧；歐洲大搞結構調整招致更嚴重衰退，經濟和社會風險加大。所以，無論任何一個經濟體，沒有適當的經濟增速都不可能搞成什么結構調整。
　　就我國來講，當然應當抓住時機多做一些轉型方面的事；但同時，轉型不可能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完成，而是一個統籌施策、內外兼顧、快慢相宜的過程。在轉型過程中，投資、消費、出口三架馬車都要調整，都要與資源稟賦、科技水平、就業情況、環保質量、社會福利等的實際相吻合。四萬億元投資產生的結果要通過合適的政策加以調整，要有路線圖，不能搞“斷電維修”和“休克療法”。把長期風險管理驟然化為短期風險釋放，必然引發混亂，結構調整也不可能實施。
　　為什么中央提出“底線思維”？就是針對“悲催經濟學”的錯誤論調的。當今中國的改革，不是需要一張“苦”臉，一腔“苦”話，一套“苦”政策。當今中國的改革，需要一張熱情自信的臉，需要一套積極、穩健、進取的政策。
　　李克強總理在7月9日、12日、16日連續發表講話，表明經濟運行要保上限、下限，“避免大起大落”，強調“把握好、運用好宏觀經濟政策，保持政策和發展的連續性穩定性，使市場主體有穩定的預期”。這實際上否定了一些學者所謂的“不出臺刺激措施”的揣測，否定了他們提出的“悲催經濟學”。7月30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表示，“堅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穩定性，提高針對性、協調性，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穩中有為”。這一表述又一次回應了公眾的關切，也頗為鼓舞人心。
　　試想，如果不保持政策和發展的連續性、穩定性，不管理好市場主體的預期，哪項改革能夠得到人們的支持？所以，穩中求進、穩中有為、穩中改革，應是我們的選擇。我們既要扭住長期“轉型升級”不放，也要兼顧經濟即期增長。按照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部署，統籌施策，精準發球，持續發力，下半年的增長動力已經開始逐步釋放。
　　筆者認為，所謂“悲催基因”，就是把內外因素統統格式化為負能量的基因。植入悲催基因的現實效果是，自我認知能力顯著降低。我國經濟已經具有較大規模，增長的后勁充足，調整的空間具備。我們無需悲催，更應把悲催基因擋在門外。對千方百計給中國經濟植入悲催基因的人，應當給予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