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再念“緊箍咒”。
　　按照國務院部署，審計署將于近日組織全國審計機關對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這項突然啟動的夏日審計風暴意義非同尋常，它將為經濟、金融、財稅、央地關系等多方面的決策提供一個系統準確的“基本面”為前提。
　　過去100天“新政”的政策取向很清楚，中國經濟要重回健康增長的軌道上來，必須大規模去杠桿化，乾綱獨斷地遏制財政信貸過度擴張態勢，強力糾正結構性扭曲錯配的局面。應該說，一定時段內的增長速度下滑不可怕，可怕的是渾身病的“老爺車”還在擰發條，踩油門，那就是末路狂奔。在連環雷密布的危險三角地帶左沖右突，會有散架失控的風險。及時“排雷”、糾偏才能提振市場和公眾信心。
　　回顧過去200多年時間里，全球發生的250多次主權債務違約的歷史事件，特別是過去20年間，從墨西哥金融危機(1994)、亞洲金融危機(1997)、到后來的俄羅斯(1998)、巴西金融危機(1999)，再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及2009年歐債危機，本質而言都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危機引信一旦觸發，那就是山呼海嘯的巨大沖擊，伴隨著劇烈的經濟混亂、社會動蕩和政權更迭。而主權債務違約事件往往都是與經常項目逆差、公共部門赤字、信貸失控、金融爆炸等等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強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分稅制改革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為核心，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隱性擔保體系，體制特點賦予的中央對地方財政承擔的終極無限責任。雖然各級財政分灶吃飯，但地方出了問題，最終矛盾還是層層上交，正是有這種“兜底機制”和官員的任期激勵機制，所以以中國國情，似乎不會出現類似底特律式的地方政府破產事件。
　　但現實情況卻讓人擔憂。6月底，審計署公布了對36個大中城市政府債務余額的審計報告，當時披露的這批城市債務余額為3.85萬億元人民幣，比2010年底增加4409.81億元，增長了12.94%。而最近，國資委的一份報告再讓人脊梁骨冒冷汗，報告稱，當前平臺融資規模達到13萬億元，2013年預計到期債務總額約3萬億元，已占地方財政收入的50%以上。從前5個月地方財政收支來看，扣除中央轉移支付，部分省份已出現收不抵支情況。如再不切實采取措施，假以時日，中國可能出現地方政府平臺大面積的付息困難。
　　今年“地王”頻現，與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增加、更依賴土地財政有直接關系。數據表明，上半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8.24萬公頃，再創歷史新高；全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1.7萬億元，增幅達77.3%，其中房地產用地出讓價款同比增幅超過90%。土地財政演繹到今天，已是飲鴆止渴，雖可解一時之渴，但長期看是致命的，它加劇財政、金融風險，使得中國經濟進一步“房地產化”。
　　地方債務膨脹是建立在土地神話基礎上的，其前提是經濟增長率保持較高水平，政府的土地資產有貼現價值，但經濟一旦進入中長期調整，資產流動性差、變現能力喪失后，政府債務內在的風險點——資產負債期限的錯配就會暴露無遺。中國銀行體系內占負債大頭的短期存款與固定資產和房地產長期貸款之間存在著長期的扭曲性錯配，而這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地方考慮不到的。正因為如此，平臺貸款風險長期被忽視，“溫水煮青蛙”的游戲終結，這個看似安全的系統，惟一被低估的就是風險。
　　地方債務的隱性、不透明、幾本賬問題長期存在，幾乎成了“連環雷”。那些曾經“敢叫日月換青天”、風光無限的地方，曾幾何時“金滿箱、玉滿堂”，如今“轉眼成丐人皆謗”。開封、新鄭、神木、鄂爾多斯、溫州等地，都給我們提供了鮮活的樣本。政府債務與房地產和影子銀行相互牽扯，風險疊加，不斷衍生出新的風險事件，已引起高層重視。因而，在這個炎熱的夏天，審計署再度全面發動，向政府債務審計急馳，可視為中國經濟的一次“排雷行動”，其影響深遠，居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