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財政部長樓繼偉提出，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責任，適當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保障市場更加統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全國均等化。
　　近年來，中央政府為很多民生方面的惠民政策定下基調，試圖在醫療、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為民眾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這些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首腦主要受GDP考核制度引導，地方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承擔者。地方的行為模式正是由此決定。
　　推動地方事權與財權的對等化，是近年來財稅改革一直探討的話題。這是因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財政得到了充實發展的機會，而隨著人們對越來越多的公共品與公共服務的需求，地方政府的財力變得不足。這種地方的事權與財權不對等的格局，還助長了地方的“經營”城市與“重商主義”。 近年來，地方主要依靠土地財政。
　　如果能將一部分事權上收，那么地方的支出壓力會相對減小。但是，除了合理上收部分事權，財稅體制改革的步伐也應該不斷發力。否則，盡管地方身上的事權壓力沒有以前那么大，但是如果沒有合理的財稅體制保證財權更好地“對接”剩下的事權，那么改革的效果也是事倍功半。
　　首先，中央財政對民生政策的各項投入，如何確定這部分資金能夠真正被投入到民生領域？以往我們見過太多的“截留”。地方是各項民生政策的執行者，他們是具體使用資金的角色。第二，財政部近日發布《關于加強地方預算執行管理激活財政存量資金的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快盤活財政存量資金步伐，據悉，這可能會有千億閑置資金可得到及時有效利用。財政部要求，及時調整一些支出項目；對經清理確認屬于已無法支出或已不需要支出的，要將資金收回總預算統籌安排。這種清理是為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并避免備受詬病的年底突擊花錢，但在沒有“硬約束”的情況下，清理的力度與效果仍待觀察。
　　最后，仍然需要努力完善轉移支付體系。推動地方事權與財權對等化，除了將一部分事權上收的縱向關系以外，還應該同時推進橫向關系的良性化。在學術界，一直就有觀點認為中國仍需要努力實現一個更為高效的支付轉移體系，這個體系并不一定都是由中央政府來負責支付轉移，比如也可以建立與完善地方政府之間直接的轉移支付制度，這樣一來，窮地方需要的資金也可以避免因為經手過多被截留或是作其他用途。
　　正如樓繼偉所說，需要增加預算的完整性、透明度，減少預算制度對經濟波動的影響都是正在進行的改革。以上幾個方面都適用于這個原則：都需要“硬約束”，即透明度，加大透明度是財稅制度改革各方面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