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證攤販多，城管多，是經濟失序、就業失序的反映。
城管人員隸屬于市政府直屬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主要任務是
“貫徹落實國家及本市關于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規章及政策，依法開展治理和維護城市管理秩序的相關工作，依法集中行使市政府決定賦予的城市管理領域的行政處罰權，負責跨區域、重大疑難案件的查處工作”等，無照經營、違法占道、環境破壞，一言以蔽之，與城市面子相關的，都納入行政執法范圍。
中國有多少小販，難以統計，但城管的數量，據披露超過百萬，不包括編制外的協管。2010年北京市有城管執法人員6291人，協管員5400人左右。按照人口比例，北京常住人口為1961.2萬人，也就是說1635人左右配備一個城管，加上隸屬于街道、鄉鎮的協管，約800個人配備一個城管人員。
城管人員直線上升，仍以北京為例，1997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的首個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落戶北京市宣武區，行政處罰權由城管統一行使，當年5月23日，100多人身著統一制服，站在天安門廣場上列隊參加授旗儀式并正式上崗，到2010年城管包括協管，人數增加了100倍。
城管隊伍日益龐大，但經費來源卻是差額撥款，不足部分罰款解決，機構運轉、人員福利、辦公經費等都系于罰款數量，罰款就成為城管理所當然的權利，罰得越多對本部門、對自己越有利。城管的大部分經費，來自于小攤販的貢獻。罰款式的經費來源體制，是最惡劣的公益服務暴力化。
城管粗暴執法大都與無證經營的攤販有關，一方面是與城管利益直接相關，二是無證攤販人數眾多、罰不勝罰。瓜農事件順手沒收4只西瓜，這只是冰山一角，一個無證瓜農倒下，無數個無證攤販站起來，大量存在的無證經營，使城管有了源源不斷的生財途徑。
無證攤販數量大增是隱性失業增加的典型標志，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販被逼自焚引發全國抗議，當時突尼斯失業率大約14%，其中青年人失業率高達52%。南歐如果沒有社會福利托底，恐怕小攤販也將遍地開花。
我國的登記失業率多年來穩定在4%，無證攤販卻如雨后春筍，顯示這一數據嚴重失真，沒有納入作為隱性失業主體的農民，與失業已久的城市底層居民。這些沒有被納入統計口徑的失業群體缺乏專業素質，不可能進入大中型企業從事較為專業的工作，流動攤販成為最好的選擇。我國各城市流動攤販越多，說明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就業形勢越嚴峻。
流動攤販多，同樣說明我國的商業總體成本超過了攤販們謀生的邊際成本。今年1月，上海市商務委員會通過抽樣調查，向社會公布蔬菜進菜場之后的成本占菜價的比例，蔬菜在菜場發生的成本占到最終售價的62%~79%，包括攤位費、垃圾清理費、人工成本三大項費用。各城市大同小異，據報道，2010年杭州菜場租兩個寬約3米多的攤位，每月租金要1700元，加上一個儲菜用的冰箱，每個月要電費80元，兩項開支加起來平均每天大約要60元。就拿最常見的青菜來說，現在批發價0.75元/斤，零賣1.5元/斤，看似加了近一倍價，但是要賣80斤才能把攤位費賺回來，其中還不計算15%的損耗和人工成本。
農貿市場經營者通過招投標方式招租，市場租賃費用與經營成本節節上升，只能轉嫁到下游最弱勢的小攤販頭上，而上海水產市場10%的攤位由二道販子轉租。即使是在菜市場這樣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工程，中間的食租者也雁過拔毛，中國商業成本之高可見一斑。一方面是美輪美奐的建筑無人進駐，另一方面是流動攤販四處出擊，原因只有一個，商業成本高過消費實力，漂亮樓房不是為攤販與市民服務的。
城市需要城管，絕不需要那么多暴力城管，學習臺灣地區等地的經驗，無證而有備案的攤販可以在特定區域、特定時間擺攤，成為一道城市街景。同時，增加專業技能培訓、發展小微企業，將隱性失業釜底抽薪，才能進入管理與市場的良性循環，什么時候，拳頭治理可以觸及失業與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