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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上緊日子。”這話背后的邏輯就是：權力謙抑，權利才能落地。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樓堂館所，5年內各級黨政機關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
這是一份贏得普遍贊譽的禁令，劍指公權力的“中國式奢侈”。如果細究一下“五年禁令”的背景，就像合體的“富春山居圖”，背后總有一些可貴的人為動因：一者，此番近乎“360度無死角”的禁令，可視為新一屆政府踐諾的過程。從25年前的“嚴控”，到今天的“禁止”，不只是一個姿態取向的問題。
二者，如果單純從經濟背景上分析，2013年的中國政府，確實也應該感受到了過
“緊日子”的倒逼之力。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宏觀經濟半年報數據：上半年GDP總額近25萬億元，同比增長7.6%；6月CPI同比增長2.7%，PPI同比下降2.7%，出口同比大降3.1%。盡管一些主要指標仍處在年度預期的合理區間，但經濟環境仍然錯綜復雜。增速回落、下行壓力加大，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經濟復蘇并不明朗，國內轉型調整又進入
“深水區”，行政成本與民生支出此消彼長，“五年禁令”也是順勢而為。
當然，還有一些“具體而微”的公共事件，支撐了這次禁令的鏗鏘出臺。湖南的武當山旅游經濟特區管委會，編制只有45人，行政樓面積卻達20377平方米，人均辦公面積是國家標準的25倍……山寨白宮、山寨人民大會堂等奢華辦公樓隔三差五被網友挖出來暴曬，頂層設計不能不有所觸動。
只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何況，中國的事情，向來都很難令行禁止。公眾絲毫不懷疑“五年禁令”的初衷之善，但制度設計還得“不看廣告看療效”，能不能落到實處，確實也挺讓人擔心。這樣的擔心，基于客觀的現實。因為，類似禁令也不是頭一回見了，震懾效力會不會邊際遞減呢？早在1988年6月16日出臺《關于清理樓堂館所建設項目的通知》；1997年5月出臺《關于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制止奢侈浪費行為的若干規定》；1999年12月出臺
《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2003年1月出臺《關于繼續從嚴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和培訓中心項目建設的通知》……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可是，效果又如何呢？還是讓數字來說話吧：據審計署統計，2004年至2006年三年間，京津滬等11個城市及其所轄的28個縣市區，違規挪用土地出讓金來建樓堂館所和彌補經費達52.33億元。這就難怪有人形容禁令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好像是在拍皮球，“每拍下一次，反彈更高。”再說，景區“禁漲令”、房價“禁漲令”，好像也沒少見，結果不還是被“報復性反彈”扯回來了。5年后，樓堂館所還會迎來新一輪“普建潮”嗎？
基于以上擔心，真要動真格，根本而已，就只有一條路——將權力關進監督的籠子。具體而言，還得落實到預算硬約束的工作中去、剝除權力隨意花錢的彈性空間，加大公共監督、輿論監督、媒體監督的力度，起碼要讓大家知道黨政機關的樓堂館所在哪兒、標準如何、現狀怎樣，僅靠自查自糾，禁令就有被架空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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