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到了必須緊緊圍繞戰略轉型提升增長質量的關鍵時期。在中央政府“穩增長”的基調下，地方若為了拉抬本地經濟指標而再次“保增長”，只會推高系統性風險，加劇失衡。因此，在經濟戰略轉型過程中必須厘清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邊界，完善制度設計，強化執行力。
在李克強總理將宏觀調控定調為“區間管理穩預期”之后，各省區紛紛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從有關會議的內容來看，幾乎所有省份都提到要通過穩投資來穩增長，有些省甚至提出保增長。因此，如何貫徹宏觀調控新思路，消除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偏差便成為當務之急。
從政策導調與執行背景來看，今日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與復雜程度可能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經濟大國的都復雜。誠然，伯南克、雅各布?盧等美國經濟政策的操盤手們再難像當年的格林斯潘和魯賓那樣有足夠政策空間來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但美國基于金融霸權而擁有的全球性金融紅利和發達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卻是中國難以企及的。同樣，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歷屆政府一直在為如何走出“失落的十年”乃至“失落的二十年”不斷祭出各種經濟政策（包括新近的“安倍經濟學”），盡管成效不彰，但早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其擁有的龐大海外債權和一流科技能力，也讓中國難望其項背；至于多年來保持經濟增長高質量的德國，更值得中國虛心學習。
可以說，今日中國經濟問題的復雜程度，經濟戰略轉型的難度與跨度，超出了世間任何現有的經濟學理論設定。80年前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基本上是對凱恩斯信條的照本宣科，即政府“必須做些事情”來鼓舞人們的信心，無論是通過直接救濟，還是興建大型工程。但今日中國經濟問題早已不是政府“必須做些事情”就能解決的了，需要克服諸多約束瓶頸。眾所周知，“十八大”報告中已給出了中國經濟轉型的路線圖，但從這些年來重大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來看，往往在需要落實到執行層面時，便長時段停留在紙面上。這不僅是因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標往往不一致，還由于現行的憲法和地方組織法只規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組織形式和職權劃分的總原則，并未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致使地方政府的職權絕大部分內容是中央政府職權的翻版，各級政府職權與職責同構現象嚴重。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有的事權以及剩余權力的歸屬并不清晰，政策落實與執行出現更多的模糊空間，地方政府會充分利用其事實上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資源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或者利用中央政府的授權，最大化自身利益。甚至出現一個地方通過談判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優惠承諾，其他地方隨后跟進并提高要價，造成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妥協與過度放權的現象。此外，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比重呈現逐年下降之勢，而其承擔的公共服務支持則在不斷增加，在以GDP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機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熱衷于土地財政的收入增加，弱化公共服務功能是很自然的邏輯安排。由此造成地價飆升、房價居高難下以及地方債的不斷膨脹，盡管是中央政府不愿看到的，卻是地方與中央非合作性博弈的必然結果。而在地方政府看來，即便是集聚了太多風險的房地產市場和地方債最終演變成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也不用過于擔心，因為他們相信中央政府到時候一定會進場干預。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至于地方政府扭曲中央政府的政策紅利釋放，在投資領域更比比皆是。
事實上，即便是極富刺激色彩的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還是非常關注經濟結構調整的。從那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項工作內容來看，短期內希望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8%的經濟增長底線；在中長期內，則希望通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防止中國經濟出現大的起落，尋找一種能夠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只是在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級政府并未深刻理解并貫徹其中的核心精神，因而沒能堅持在轉變經濟增長觀念，采取切實措施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等重要環節上下大力氣。結果，憑借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國盡管成功地避免了類似日本那樣的經濟雪崩，但付出的短期代價與承受的中長期風險，現在讓我們感覺到了越來越強烈的陣痛：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這幾年是以犧牲經濟轉型時機為代價來換取經濟表面增長的；至于經濟失衡狀況進一步惡化，以及由于流動性過剩引起的新一輪資產價格泡沫破滅，顯然并沒有在各地政府的整體經濟政策考慮之中。
今年5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下文決定取消和下放117項行政審批項目，普遍被視為是減少審批環節，提高工作效率的優化政策，但落實到執行層面則另當別論。財政部長樓繼偉日前表示，今年不會出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將在保持財政赤字總規模不變的前提下，著眼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做一些政策微調，更多精力將用于推動下一輪財稅改革。但來自各地公布的投資計劃數據顯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已超過20萬億。如何有效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不是一紙行政命令就能解決的。
中國經濟發展已到了必須緊緊圍繞戰略轉型這個核心命題來提升增長質量的關鍵時期。在中央政府“穩增長”的基調下，地方政府若為了拉抬本地經濟指標而再次“保增長”，只會推高系統性經濟風險，加劇內外經濟失衡。因此，在經濟戰略轉型過程中必須厘清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邊界，完善制度設計，強化執行力，以消除地方與中央的非合作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