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5月中國增持252億美元美國國債，使其持有美債創紀錄地達到1.3159萬億美元，繼續維系了僅次于美聯儲的第一大債權國的地位。
　　當前受美聯儲將在今年晚些時候逐漸退出QE的影響，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飆升至2.533%，顯著高于5月初的1.61%，美債收益率上翹意味著美國債價格下跌，多數美國債投資者開始減持美國國債，投向股市等風險資產市場，如美債第二大持有國的日本減持了17億美元，海外私人投資者減持29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創今年以來的歷史紀錄。此時中國選擇增持美債的行為確實顯得“不同凡響”，令一些人感到困惑。
　　不過，中國5月增持美債更可能是一種防御性的策略布局，甚至預示著外儲多元化思路或將發生微妙變化。其一，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投資邊際收益率接近臨界值，FDI增速回落和資金外流問題不可遮蔽，尤其是6月“錢荒”，預示去年四季度以來導致外匯儲備激增的隱性外債流向發生逆轉，即地方政府和企業賴以借新還舊的境內外融資渠道都趨向逼仄，且可能資金外流日益突出，導致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愈發難以維系風險資產的隱而不破。
　　同時，美聯儲今年晚些時候逐漸退出QE，無疑會進一步影響中國國際收支風險。而資金流向逆轉，可能已牽制了外儲多元化空間，即為應對可能的跨境資金流動風險，促使中國降低風險資產的久期化，更多地配置到更易于變現的資產領域，而美國國債恰符合這些特征，因為盡管美國國債風險溢價上升，但其高流動性和迅速的變現能力，更有助于應對可能的國際收支流變風險。
　　其二，經濟增速放緩或正削弱外儲多元化空間。近年來的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主要集中于境外要素資源、成熟行業和不動產等領域，這種外儲投資布局的必要條件是以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速具有可持續性，而目前內外需求不振，產能過剩和高公私負債水平等，反映繼續依賴投資拉動已面臨“投資規模化魔咒”。同時，政府外儲投資主體，在有效的信息搜集、配比能力和專業技術能力等方面有一些固有的局限，各國都是如此。因此，選擇美國國債雖存在預期損益，但卻可規避不確定風險。
　　其三，當前國務院加強了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反映了一種反思：即倚重政府機構管理外儲的利弊得失。允諾構建個人境外投資者制度，頂住各方壓力推出上海自貿區等，可權作真正的藏匯于民，即決策正趨向于探索以私人部門的分散投資穩步替換政府的集中管理。這種變化，無疑也將收窄外管局等境外投資空間，使其盡可能持有易于變現的美國國債。
　　總之，政府外儲職責應主要是滿足國際收支需求，把更多外匯儲備交還給私人部門，讓其基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既可緩解外匯占款干擾國內經濟金融系統，制造通脹、資產價格泡沫和資源錯配等現象，又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