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華盛頓召開會議，研究拉丁美洲國家經濟改革的問題。出席會議的各國政要和經濟學家全面總結了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就。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所長將各位專家的發言稿結集出版，將拉丁美洲國家改革的成果總結為“華盛頓共識”。這次會議結束之后，一些美國經濟學家奔赴世界各地，推銷拉丁美洲國家改革的經驗。轉型中的東歐國家采納了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主張，這些國家經過短期陣痛之后，很快走上了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整個國家的經濟完全市場化，政治完全民主化。
　　上個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不斷造訪中國，向中國的決策者推銷西方國家的改革經驗，“華盛頓共識”雖然沒有在中國張貼自己的宣傳畫，但事實上對中國的改革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部分決策者推行的股份制改革，實際上就是采納了華盛頓經濟學家的意見。
　　但很遺憾的是，中國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很快面臨一系列問題。首先，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面臨產權交易不足的問題。由于中國的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必然導致中國的國有企業根本賣不出去。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轉而實施“抓大放小”的政策，并且對國有大型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以“管理層收購”的方式，將中國國有企業的部分股權出讓給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為了低價收購國有企業的股份，不是千方百計地擴大國有企業的盈利，而是千方百計地增加國有企業的虧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減少購買國有企業產權或者股權的成本。
　　其次，“華盛頓共識”強調經濟的自由化，政府應當盡量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國家必須制定嚴格的法律，徹底實行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可是，在我國由于絕大多數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不可能完全放開市場，相反的，為了保證經濟發展速度，政府必須加大投資，刺激經濟的增長。中央政府為了強化宏觀調控能力，實行了分稅制改革，改革的結果是中央政府汲取財政收入的能力迅速增強，而地方政府汲取財政收入的能力進一步萎縮。在財權和事權極不平衡的狀態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解決公共財政開支問題，不得不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出讓土地，結果導致房地產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土地成為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事實證明，公有制國家實行市場化改革，必須先解決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必須充分考慮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力分配問題。如果過分強調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中國經濟必然失衡。
　　第三，“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價值就在于“小政府、大社會”，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很遺憾的是，中央政府為了強化對市場的管制能力，非但沒有減少政府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政府的權力，“垂直管理”等一系列的舉措，使得地方政府幾乎變成了“空殼衙門”。這種特殊的行政決策體制與當年西方經濟學家所營造的政治經濟模式格格不入。正因為如此，繼任者小心翼翼地尋求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方式和途徑，不僅出臺了一系列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而且試圖重新分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使中國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不過，這項改革并沒有實現其預期的理想目標。新一屆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部分海外學者將李克強總理的改革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認為這是“華盛頓共識”在中國經濟政策中的延續。
　　中國當前的經濟改革不同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經濟改革，也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導下的改革。中國當前的經濟改革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改革，這場改革更多的是一種自我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尤其是政府宏觀調控的行政權力，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政府將會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解決公共資源配置的問題，通過加快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為中國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服務。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當前的改革是真正改善民生意義上的改革，而不是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改革。這場改革將會使中國市場經濟真正落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將會更加合理。我們不要急于將這場改革貼上“華盛頓共識”的標簽，也不要急于將這場改革貼上自己的標簽，這場改革將會使更多的人受益，但是，這場改革將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因此，這場改革的艱巨性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