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發(fā)現(xiàn)了適合人類生存的新星球，土地仍是最稀缺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配第說得好：土地是財富之母。工商業(yè)越發(fā)達，土地越貴。人類之初，完全依附于土地；工商業(yè)文明時代，圈占土地開發(fā)房地產業(yè)，可說是致富發(fā)財最為迅捷的途徑。
　　土地劃分、占用、流動的狀況，決定著人類社會的大部分習慣、風尚、思想、政制和法律。人類貪婪、競爭、相互擠壓的本性，使得土地一直存在著集中的傾向。這是人類從叢林動物界帶來的天性。“領地”意識，可不只是文明的人類才有的。就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總結的那樣：“地產的過度聚集現(xiàn)象將存在于文明的兩端：當人們尚處在半野蠻狀態(tài)，只珍惜，而且可以說，只認識地產時；當人類已經變得非常文明開化，并發(fā)現(xiàn)了無數其他方式發(fā)財致富時。”
　　曾做過法國立憲大會副主席和外交部長的托克維爾，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作家，更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他對法國舊制度和大革命的分析，有其政治生涯與實踐感受的框正，而沒有無節(jié)制的文學浪漫想象和漫無邊際的恣意批判或贊賞，因此大不同于那些遠遠脫離政治實際的18世紀法國作家，這使得他的著述具有豐富的啟發(fā)性。
　　就土地的聚集與分散而言，最值得探討的是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制度。無論是土地國有還是集體所有，看似最為分散的狀態(tài)，最能夠防止土地集中，實則是土地最為集中的狀態(tài)。若個體都無法擁有所有權，哪來的土地分散？不管是國家，還是小而化之的“集體”，都不是虛幻的，尤其是對那些大大小小集合體的掌控者而言。土地國有制度下，土地實際上被集中在了各級政府的掌權者手中；土地集體所有，實際上是集體權力掌控者所有。
　　在這樣的制度環(huán)境下，政府、集體特別是農村集體的掌權者，被置于個體仰望和盯住的核心，要對個體的一切負責。當土地不允許流轉時，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制度不僅限定了人員流動，也使得非掌權群體尤其是農村群體基本上同質，差別只在于由地理位置所產生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這一點極易被默認。一旦允許所謂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不僅促進了人員的大范圍流動，也使非掌權群體快速分化。特別是當土地價值伴隨工業(yè)化和城市化而一再上升時，在國家和集體這第一層級的土地集中者之下，產生了土地聚集的亞層級集中者（盡管僅僅是使用權的集中），這些人在土地升值過程中迅速積累起了巨額財富，從而使其從非掌權群體中分化出來，變成了被大部分個體盯住、羨慕、嫉妒甚至不時產生不滿的對象。
　　需注意的是，土地使用權的大范圍市場化流轉，使得各級政府和農村集體掌權者，在不喪失掌控權的同時，一再將這種權力轉化為金錢收益，甚至成為一種主要的收入渠道。這不僅增加了工商業(yè)成本，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那些在土地流轉中得益最小或者沒有得益甚至喪失利益的群體，由此越來越將自身狀況的相對和絕對落后歸于權力因素與那些人數不多的亞層級土地集中開發(fā)者，這不僅形成了非掌權者與掌權者的對立情緒，非掌權者階層內部相互間也產生了對立情緒。
　　由此可見，在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而又允許土地使用權市場化流轉的環(huán)境中，“土地貪腐”是權力和商業(yè)腐敗的最大根源，也是形成社會不公平、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這對社會秩序理順、政府治理、國家政權維護與建設帶來了困難，甚至積聚了很大的危險。如果說19世紀托克維爾界定的那種“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險的，是由于不分地而產生的不平等”就已夠引起注意的了，那么，在“不分地”情況下又存在大量市場化土地流轉，無疑又增加了一層不平等和危險，這種現(xiàn)象恐怕就更值得研究了。
　　“發(fā)財致富的捷徑是出賣土地，以便投資商業(yè)。相反，享受既得財產的最好方式是把錢從商業(yè)中抽回去購置土地；土地遂變?yōu)樯莩夼c雄心追求的目標而非貪財的對象……前者相形之下，是一個追求富裕的窮人；后者是有錢人，要將大量多余錢財用于享樂。”托克維爾描述的這一現(xiàn)象，對當今的中國人，不正變得越來越熟識么？
　　顯然，我們不應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和解釋土地流轉。市場化的土地流轉是否能夠對社會整體帶來正效用，還要看土地所有制的情況。從社會學和政治學上看，土地所有制永遠是土地流轉政策選擇與確定的前提。還是那位托克維爾早就看出了：“對民主制統(tǒng)治最為有利的，莫過于將土地劃分為小塊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