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和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聯合承辦的《稅收征管法》修改專家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會上，原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俞光遠的一句話，讓與會人員頗為尷尬。俞光遠說，實際稅收征管過程中，怎么依法征稅，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現在我們是依照上級下達的指令性、指標性的任務來征稅，而不是按照稅法規定的范圍和稅率，來依法征稅。（《21世紀經濟報道》7月3日）
　　皇糧國稅，天經地義。公眾冀望稅少點、公共支出能節制些，這是喚醒經濟活力、體恤民生冷暖的物質基礎。從歷史上看，經濟文明總是從重稅走向輕稅，市場越活躍，稅費越澄明。有人說，重稅主義會磨滅市場活力，而比重稅主義更可怕的，則是隨意征稅，因為它徹底滅絕了市場預期。
　　寅吃卯糧式的“提前征稅”，是稅收隨意性的最典型代言。早在今年1月，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就披露了一個悲愴的事實：在鋼鐵企業處于虧損掙扎之際，令人詫異的是，鋼鐵行業上演了電影《讓子彈飛》中的“鵝城事件”——大中型鋼企在2012年，就被提前征收2013年甚至2014年的稅收。眼下，6月已經結束，根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增長6.6%，同比回落6.1個百分點，其中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增長6.9%，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6.9%的增長與年初預算安排的8.5%的增幅相比，差距不小，各地稅務系統所面臨的“雙過半”的壓力隨之而來。于是，形形色色的“預征稅”，已經或明或暗地呼嘯而至。
　　征收“過頭稅”的事情，去年就鬧過笑話，地方上連“支援釣魚島”的理由都搬出來過。依法征稅的理性，在實踐中淪為笑談。稅收過于隨意，危害在于三個層面：一是強化了政府對經濟予取予奪的主導能力，使得政府兼演了微觀經紀人的角色，一旦發現自身利益受損或減少，就可能習慣性地動用行政權力為自己謀利，從而深陷“大政府”境地甚至成癮，難以自拔；二是隨意性消弭了稅收公平，使得地方部門常拿“稅收優惠”當做自由裁量的行政資源，撕毀了市場競爭契約，要么是扶持出一些效率低下、大而無當的怪胎，要么是將有潛力、有市場的企業扼殺在萌芽狀態里。此外，還出現一種怪現象：年成好的時候，稅務機關不會“應收盡收”，預留了“彈性空間”；一旦年成不好，真來清查某個企業，加上滯納部分，往往是巨額欠款，足以讓該企業關張。這是不少企業對隨意征稅深感不安的根源。
　　更重要的是，這種征稅的隨意性，使得納稅人對稅收缺乏起碼的認同與敬畏。此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一項民調顯示：83．4％的人感覺作為納稅人“虧”，只履行義務沒行使權利；39．0％的納稅人很焦慮，表示很想行使監督權利，但不知道怎么辦；12．3％的受訪者對納稅人的權益比較了解，其余87．7％的人則處于“完全不知道”和“知道一點點”的狀態；80％的人從來沒行使過納稅人的任何一項權利。結果，本來可以成為官民之間良性互動最佳通道的征稅程序，反而成為衍生出諸多矛盾的罅隙。
　　依法征稅不僅是對法與稅的敬畏，更重要的是，它傳遞出公共管理的穩定與謙抑本性，也是有限政府的核心與靈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專家學者、代表委員多次建言，說“最應規范的政府權力就是征稅權”、“必須把征稅權收歸全國人大”等。是的，按指標征稅的歷史是該結束了，但愿《稅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能及時紓解這一癥結，讓法治化的稅收，真正成為倒逼公共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