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不久前在在環渤海省份經濟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通過激活貨幣信貸存量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這凸顯了洞悉中國經濟沉疴的總理在破解經濟難題方面的新思路。
今日中國經濟的諸多問題，本質上是既有經濟增長模式遲遲負效應的陸續表達。以時間波段來說，1979年至1995年這1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全民補貼生產”。從工具價值來說，確實取得了顯性成果，平均每年超過9%的經濟增速即是明證。但宏觀經濟風險不斷累積，經濟內外失衡卻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政府人為壓低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盡管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將大量的國外資本吸引到了中國，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資沖動與出口的過度增長現象相當嚴重；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使得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這種效率低下，“殺雞取卵”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更進一步惡化了資源供給條件，破壞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環境承載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經濟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惡性循環狀態。
1995年以來，中國則形成了出口導向、被動超發貨幣的經濟模式。而這種經濟模式的惡果之一便是通脹。耐人尋味的是，1995年，中央在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已經明確要求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后5年的經濟工作的重心內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但從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似乎打亂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戰略部署。中國在2008年11月5日出臺的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保增長、促發展的層面上是成功的，其在應對經濟危機的政策史上也將有其歷史地位。只不過現在回過頭來檢討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得失，我們既要看到政策執行的積極效應，更不能忽視業已出現的負面影響。在全球經濟復蘇仍有可能出現反復且國內經濟復蘇的內生性不明顯的情況下，決策層當時不敢立即讓既有貨幣政策“功成身退”。而在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各地、各市場主體又是不同程度地偏離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導致后來的貨幣政策轉換面臨更大的成本。
事實上，自2008年11月以來，國內執行的貨幣政策整體而言極為寬松。數據顯示，自那時起到2010年12月的這兩年多里，商業銀行信貸增長達到18.75萬億元，再加上銀行將近3萬億元的表外業務，則總量接近22萬億元；差不多相當于1998年至2007年這10年間的信貸總和。特別是2009年至2012年這3年，M2增長問題已經極為嚴重。2012年12月末，這一數字為97.42萬億元，而今年5月末，M2則增加到99.31萬億元，逼近百萬億元。
細究中國M2高企之源，顯性的原因在于貨幣政策為財政政策買單以及外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國內市場的傳導，進一步的原因是既有經濟體系運行效率低下所產生的貨幣發行堆積效應，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經濟增長方式遲遲未能實現戰略轉型所致。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下一步，既要以激活存量貨幣配合經濟戰略轉型，更應尊重貨幣發行理性。
首先，面對似乎積重難返的經濟沉疴，決策層在推進經濟一攬子轉型過程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重大經濟決策的冷靜與理性，以避免貨幣政策為非理性的宏觀經濟決策買單。從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來看，人們很容易將通脹、M2高企等問題歸咎于央行。其實這是對央行的誤解。以今日央行的決策與操盤水平，是可以做到在不受外在壓力的情況下尊重貨幣發行理性，進而管住貨幣發行沖動，但真實世界往往不會兌現這種靜態的假定。這些年來，讓貨幣政策為財政政策買單已經被證明為央行的無奈之舉。
其次，提高經濟體系配置資源的效率亟待打破國有企業對重要產業的壟斷，放寬民營資本參與競爭的準入門檻。最近幾年來，由于遲遲未能實現經濟戰略轉型，大量資源投入到低效率的部門，甚至在既有政績考核機制的約束下出現了“為投資而投資”的怪現象。其結果，不僅造成貨幣周轉速度不斷變慢，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新增貨幣投入的推動，還引起貨幣沉淀規模的膨脹，在拉長債務鏈的同時，進一步加劇了系統性經濟風險的上升。而求解問題之道，既要通過推進資產證券化、債務重組等渠道激活存量貨幣信貸，更要通過深層次改革，切實打破國有企業對重要產業的壟斷，降低民營資本參與競爭的準入門檻，營造良性競爭環境，以期提高經濟體系運行效率。
最后，應當積極創造條件讓央行能夠在執行經濟戰略轉型的責任分工中尊重貨幣發行理性。從貨幣政策的出臺與執行機理來看，央行應當在掌握充分信息和準確數據的前提下，獨立、相對超脫的做出貨幣決策，而非受到諸多約束條件的限制，被動為宏觀經濟決策買單。也許，宏觀調控作為世界級命題，從來就折磨著無數中外財經高官和經濟學家們的神經。但作為中國經濟戰略轉型最重要使命承擔者的決策層，完全應當，以高度的國家智慧，理性、獨立的做出相關決策，為央行預留更大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