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設現代社會的過程中，財富和財富的分配，以及相關的稅收問題，日益成為熱點、敏感點。近期，大家都在關注“國五條”發布之后，各個地方如何推出實施細則。這個問題的背景就是政府和納稅人關系，也是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之一。
從文化層面上考慮稅收，至少有兩個角度：
首先，需要從納稅人的角度促成一種依法誠信納稅、自覺完稅的文化氛圍。這確實是現代社會所必要的，好處是可以降低納稅人的痛苦程度。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每個納稅人得到的回報和他的繳納額并不一一對應。最主要的分配導向是，轉移支付要落到弱勢群體上。這種稅收的分配與再分配，一定會給納稅人帶來一定痛苦，但是如果大循環處理得好，就可以形成一個好的文化氛圍，讓大家認同這個分配是最大限度地符合所有人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氛圍營造得好，就可以降低整個社會和稅收有關的成本，降低納稅人的痛苦程度，產生正面效應。
其次，需要從用稅人的角度，在文化導向上強調，權力由人民賦予，必須依法透明地用稅，高效服務人民，把稅收的錢用好，最大限度提升公共福利，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現代公共財政和公共管理的一個前沿理念叫作
“財政支出績效”，就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追求社會公眾對于稅收分配循環滿意度的最大化。
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過程中，納稅文化和用稅文化如能良性互動，對于全社會而言將產生更多惠及公眾的實際福利。我認為，可從八個方面來掌握好納稅文化、用稅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
第一，把依法誠信納稅作為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納稅人和公權體系要在這方面積極互動。社會生活中培養誠信納稅的習慣，要從少年兒童的稅收意識抓起。
第二，在最前沿的電子信息傳播體系方面，應做一些積極努力。我們國家稅務管理系統連續幾年征集關于稅收的短信、微博，還要求我們以專家身份選優打分。這種形式的稅收宣傳可能讓更多網民喜聞樂見。
第三，要用與稅收相關的名人案例進行正確引導。比如前些年，有些明星在這方面出現正面或反面的案例。有些正面的案例，完全可以實事求是地宣傳，起到吸引公眾眼球，潛移默化影響公眾納稅意識與行為的作用。我們要借助這些案例，把一些理性的、有價值和內涵的內容結合進去，擴大正面影響。有些負面的案例，也要客觀地恰如其分地作出評價。
第四，要探討和發展稅收風險提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越來越多樣化、細分化，而完善稅收信息和稅收風險提示機制，作必要的納稅知識與風險提示，是一種很好的人文關懷。
第五，要著力發展納稅籌劃體系。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納稅籌劃或稱稅務籌劃，是一個早就成熟的概念和有大量經驗的實踐。偷稅、漏稅都是主體違法，是在應交稅的情況下不交、或者因無意識的違法形成了應交不交的問題。然而，避稅就是合法的，是了解稅收信息情況后，在不觸犯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減少稅負。我深信，在具有現代特色的財富管理文化中，發展納稅籌劃概念，并建立這方面的專業隊伍，完全合乎邏輯。現實生活中，包括企業和個人在內的大量納稅人，具有稅收籌劃的需求。實際上，這是一種納稅人群體和公權管理部門在法制框架內的良性互動，不僅能減少稅務摩擦，而且能促進以動態博弈更好地優化稅制，減少遵從成本。
第六，應當積極發展涉稅的懇談會、聽證會等多樣化的交流機制。前幾年，有一次全國人大組織的關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嚴格講應稱為“免征額”）提高的聽證會，各種類型人員一起在電視轉播的情況下發表自己的意見。這種形式確實具有積極正面的效果。我認為，以后還是應該積極發展這種形式，有利于征納雙方的良性互動，各種意見的理性表達與交流，從而使稅制與政策形成公信力。
第七，用稅的透明度要提高，使公眾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分配實際擁有知情權，進而實現質詢權、建議權、監督權。預算信息的及時較充分披露是已定的方針，需要真正做好、落實。這樣會大大提升公眾對稅收的認同感。誠信、愉快納稅是與透明、合理、高效用稅相輔相成的。
第八，積極穩妥促進和實施稅制改革。中國轉軌過程中的稅制改革，還可能會推進若干輪。比如營改增，2012年上海率先啟動后，共識程度比較高，“十二五”有望在全國鋪開。還有資源稅、環境稅，以及房產稅和與房地產調控相關的多個稅制問題，都與改革密切相關，一定要引導理性討論，回應社會訴求，肩負起改革使命。
總之，中國的改革決定著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改革的高水平應該是頂層規劃與先行先試的互動，盡可能實現統籌與創新。改革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