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房叔”到“房姐”，一系列官員因房產問題被曝光且落馬，讓對反腐充滿期待的公眾找到了樂觀的理由：如果能通過查詢官員的房產，不就找到了一條反腐捷徑？這條反腐新徑曾讓一些官員心驚肉跳，并有過一波拋房潮。不過驚慌的官員很快淡定下來，充滿期待的公眾也很快失望，因為一些地方很快采取各種方式封堵上了這一反腐通道。此前，媒體曾報道某些地方禁止“以人查房”，最新一則報道稱，住房信息聯網數據僅用于宏觀分析，不設房屋產權查詢端口，查詢權保留于地方政府。（6月22日人民網）
　　報道稱，住建部在推進住房信息聯網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了”來自地方政府的擔憂，為消除擔憂便簽了“安全協議”。輿論大呼失望，稱“住房聯網反腐”的期待基本落空，這一通道被堵死了。
　　其實，這種期待的落空是必然的，寄望于“住房聯網反腐”本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是民間一廂情愿的想法，官方從未表示過會借此去反腐，現實中的種種體制障礙也決定了這種期待純粹是輿論的空想。對腐敗深惡痛絕的公眾，想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去反腐，尋找一切制度形式去對官員進行監督。這種反腐焦慮和監督渴求中，便有了對“住房信息聯網”這一制度的過度期待。“房叔”之類貪官的落馬，讓公眾嘗到了“盯住房就盯住了官員”的反腐成就感，以為住房一聯網貪官就都能現形，這顯然是把問題想簡單了。
　　“住房信息聯網”從制度初衷上看，本就不是用來反腐的，而是為了讓政府部門掌握個人的房產信息——掌握這個信息不是為了解官員的廉政與否，而純粹是為了公共管理和經濟目的。比如，為征收房產稅做制度準備，得全面掌握居民的房產狀況，才能去收房產稅。同時也是為了公共管理，比如對是否具備保障性住房資格進行核驗，在限購下對家庭是否具備購房資格進行核驗，對購房貸款和繳納稅費等進行管理。主導部門是住建部，決定了此制度的經濟管理性。不要苛求一個經濟性制度去在政治上承擔反腐功能。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民間一頭熱地呼吁“借住房聯網反腐”，可官方反應非常冷淡，從來沒有承諾和回應過公眾的期待。反腐敗和住房聯網完全是兩回事，反腐敗是紀委監察部門的事兒，而住房聯網是住建部主管，井水不犯河水，是公眾一廂情愿將兩者扯上關系的。一系列腐敗案的曝光讓公眾看到了房子與腐敗的關聯，于是有了“住房聯網就能原形畢露”的聯想，可這種聯想缺乏官方支持。
　　可以理解公眾的這種期待，可在財產公示這個核心的反腐敗制度未得到推進的總體環境下，無法寄望于通過住房聯網去倒逼官員的財產公開。從制度安排來看，有了總體的財產公示，通過住房聯網反腐只是財產公示制度的一種配套制度。先有財產公開，然后住房聯網自然就能具備了反腐功能。沒有財產公示這個“主體制度”，只有住房聯網這種“配套制度”，自然也難以發揮其作用。
　　反腐制度安排的先后次序是無法顛倒的，“倒逼”只是公眾的一種幻想。如果財產公示漸而不進，就無法借助“住房聯網”單兵突進地打開制度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