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種叫甲巰咪唑的藥，讓成千上萬甲亢患者焦心。因為價格太便宜，廠商停止生產，導致南京、濟南、西安等多地缺藥。
　　藥品停產，表面上看是一種“市場行為”:價格太低，利潤太薄，藥廠不愿生產，藥商不愿銷售。魚精蛋白、復方新諾明針劑、紅霉素針劑等藥物，都曾面臨與甲巰咪唑一樣的命運。作為藥品的直接使用者，患者處于這根利益鏈的最末端，對廠商的選擇毫無影響力。他們的健康需求，在這樣的“市場行為”中被無情地忽略了。
　　此時此刻，一味譴責廠商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有失公允。這里涉及一個定價政策的問題。對于“基本藥物”，限價很有必要，是對患者利益的一種有效保護。但有時候，也存在這樣的矛盾：產品原料成本上升、出廠價卻沒有增加，甚至出現“賣得越多、虧得越大”的情況，廠商不可能長期虧本經營，只好停產。以甲巰咪唑為例，進口藥的價格是國產的十幾倍。對一些藥品的價格限制，初衷是好的，但它在產生了不符合供求關系的廉價的同時，也產生了廉價造成的短缺。
　　拋開“良心”、“道德”等問題，廉價藥的消失，可說是制藥售藥者與醫藥管理者之間的博弈，而不僅是孰是孰非的價值判斷。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如果不能改變簡單的“低價政策”，這樣的博弈還會不斷進行下去，反而背離了調低藥價的初衷。說到底，對于患者，無論是“藥價高”還是“藥品缺”，都不是最好的選擇。
　　在某種程度上，廉價藥背后的兩難，也是醫療體制改革中的普遍困局。醫療既有公益性，也有市場性，應該如何劃分二者各自的領域？既需要政府托底，又需要市場激活，管理者權限應該止于何處？既有井噴式的需求，也有新技術的出現，改革者如何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從公立醫院改革，到醫保制度完善，再到藥物生產銷售，莫不需要更合理的頂層設計與更精確的末端治理。
　　以廉價藥為例，一方面，國家和地方政府可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和保護措施，考慮定廠、定價、定量生產，對藥企和醫院進行補償，保證公眾不至于因為“市場失靈”而陷入用藥的危機。另一方面，對藥品需要適度放開價格管制，降低中間行政審批環節成本，讓生產者有利可圖，以市場的力量，刺激更多藥廠加入到生產行列中來。既有公益性的廉價國家藥物，也有社會生產的國產藥品，還有進口藥物，相互補充相互競爭相互促進，才能在正常的市場狀態中，讓藥品供應充足、價格合理。
　　解決廉價藥消失問題的思路，可說是醫療改革的一只麻雀。其基本的理念應該是，既不迷信行政之手，也不輕視市場力量，政府和市場兩手齊發力。唯有這樣，才能解決藥價高、藥品缺的問題，也才能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