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各項統計指標顯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環境下，金融運行表面看來似乎風平浪靜，但各種金融潛在風險卻在暗流涌動，一旦處理失當，就會匯成一股巨流，這就是人們形容的所謂金融“落潮效應”。管理層應當高度警惕這種可能的市場效應。
　　事實上，金融“落潮效應”及其危害，我們在2008年美國由次貸危機轉化為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就有充分領略。經濟上行或“漲潮”時，證券化、信用衍生產品等金融創新工具層出不窮，而且都能產生瞬間暴富的巨額財富效應。然而當經濟下行或“落潮”及金融政策逆轉時，就會使風險從房地產市場迅速傳導到金融機構，并且通過不同參與主體間分散和轉移，打破銀行業與金融市場、衍生產品與原生產品以及各國金融體系之間的傳統界限，導致整個金融體系混亂，進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為促進經濟復蘇并刺激房地產繁榮，2001年后美聯儲連續12次降息，到了2006年初，房價已連續5年大幅攀升，年均升幅超過8%，其中2005年升幅達15%。低利率和高房價刺激了居民購房欲望，出現許多為購房者提供融資便利的抵押貸款證券工具。但房地產繁榮之后出現逆轉。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至5.25%。2006年初房地產開始降溫，利率上升和房價下降使次貸市場迅速惡化，許多借債過度的購房者房產凈值由正轉負，既無力償付房貸本息又無法再融資，2006年起次貸市場違約拖欠債務增加，2007年7月末，美國次貸余額約1.4萬億美元，拖欠造成房貸機構損失約1 500億美元。美國許多金融機構都被拖下了水，要么被兼并，要么申請破產清算。
　　我國當前面對復雜局面是，一邊是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一邊還伴隨出現了許多制約經濟的不確定因素。美聯儲模棱兩可的退出QE的態度，讓全球市場產生了“寧可信其有”的預期，于是大量資金從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流出，引發新興經濟體股市暴跌，貨幣貶值。而面對產能的嚴重過剩，我國政府不可能再出臺大規模救市計劃，當前我國經濟基本面尤其是貿易數據并不支撐人民幣匯率升值，然而從4月1日至6月18日的49個交易日中，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22次創出了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這意味著人民幣將面臨矯正匯率超調的嚴峻形勢。雪上加霜的是，中歐貿易摩擦不斷加劇。歐盟已開始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臨時反傾銷稅，這將嚴重危及江浙等上千家光伏企業生存和40多萬人就業。
　　在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經濟“漲潮”時所推出的一系列金融創新業務，就有可能運轉不靈，甚至遭遇金融創新風險，金融“落潮效應”隨時可能顯現。比如近幾年來，銀行業金融機構為解決農貸和小微貸款成本高、風險大的難題，普遍推出聯保貸款這種金融創新業務，通過聯保，將單個的風險捆綁在更大群體之上，以期防控風險。然而，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原來的銀行聯保貸款卻會嚴重變異，由“抱團還款”變為“抱團欠款”，從而使聯保貸款成為銀行不良貸款重災區。又比如因受政策約束，在監管套利驅動下，銀行通過加強通道類銀信合作、銀證合作以及銀保合作等合作方式轉移表內資產，不斷尋找新的盈利模式，可是由于資金較多投向商業性房地產、政府融資平臺、影子銀行等重點調控領域，加上當前上市公司財務風險、企業債風險以及地方債務風險日益加劇，而所有這些風險都與金融機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各行業金融業務相互交叉，資金在行業間、機構間以及金融市場間流動，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相互重疊，一旦資金鏈某個環節出了問題，極有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為降低可能產生的金融“落潮效應”風險，最扎實有效的辦法是堅持推進經濟結構改革不動搖。5月下旬，政府發布的《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其中包括加快推進城鎮化和擴大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等一系列內容。在眼下經濟增速放緩之際，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期待加快推進結構改革，通過結構改革來打牢經濟穩定增長的基礎，加快經濟轉型，真正實現我國經濟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此外，加快推進金融改革步伐也是重要一環。推動大型金融機構不斷完善公司治理，深化內部治理和風險管理，穩步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幅度，建立健全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當能充分發揮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攸關國人切身利益的，是加快存款保險制度改革，加快存款保險立法進程，擇機出臺《存款保險條例》，明確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組織模式，全力提高金融創新的市場自律和風險的自我管控能力，進而為金融“落潮”效應所產生的風險設置隔離墻或緩沖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