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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來，在制定經濟政策的官員們中間，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傾向，就是要把前總理朱镕基為我國經濟騰飛所制定的政策框架予以推翻，不能從整體上取消，就一個個地修改。筆者認為，推出國債期貨的計劃便是這種習慣的又一表現。
提到國債期貨，18年前的“327事件”依然讓人記憶猶新。有人可能認為，既然都過去18年了，我們從哪里跌倒的，現在總該從哪里爬起來了吧。于是，他們談起理論來一套又一套，什么“有利于債券市場發展”、“有利于利率市場化”、“與國際接軌”、“交易機制和監管水平已經提高了”等等。總之，國債期貨不恢復，似乎簡直就說不過去。這些理由是值得予以逐條批駁的。
首先，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家財政狀況相當健康的背景下，目前國債余額很低，而經由公募發行因而需要公開交易的國債現貨就更少了。只要經濟發展不陷于停滯，可以確信的是，國債發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都不會活躍起來。現貨交易尚且不活躍，何談期貨？這種情況與發達國家顯著不同。主要西方經濟體長期依賴于大量的國債發行，這種情況下，現貨市場與期貨市場當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這種情況視為一種“國際標準”，照貓畫虎地“與之接軌”。我國應當盡力避免重走這條不成功的凱恩斯主義路線，因此也就用不著提前準備國債期貨市場。退一步講，即使國債發行在未來的某個時點將會顯著地擴大，屆時再開期貨市場，自然是來得及的。
國債期貨支持者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在于利率方面，即國債期貨市場的走勢可以及時反映市場利率的走向，為各方面提供決策參考。然而，現有的反映利率趨勢的信號是多種多樣的，國債期貨真的那么不可或缺嗎？為了得到一個僅供參考的信息，就要開設一個市場，這是本末倒置的，是講不過去的。最為重要的是，我國銀行業和利率市場尚未實現自由化，對金融市場的管制政策仍然在大體上維持著18年前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談什么“自由交易”和“價格發現”呢？無論金融改革，還是其他改革，合乎常識的順序總是先放開對現期交易的管制，爾后再考慮期貨交易；怎么能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先去搞期貨交易呢？說得輕一些，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述是次序錯誤，輕重不分；說得重一些就是在為腐敗官員、投機分子和利益集團提供方便，開辟財路。
30多年來，這種“半開半閉”的市場結構已經讓權勢階層大發橫財，讓廣大民眾吃盡了苦頭。今天，當全國上下都在進行反思以及新一輪改革方案正在規劃之際，這老一套又要爭分奪秒地降臨了。官方的政策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股市的走勢。由于股指期貨的開啟，腐敗勢力已經可以利用內幕信息很容易地、每日每時地在期貨市場中套利。可以設想，如果再有了國債期貨，那么，除證監會之外，央行與財政部又將再次被尋租者們包圍，屆時一定會鬧得雞犬不寧。政策機密不僅有泄露之虞，政策本身還可能因此而被改變。
至于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就暫且不要指望國債期貨了。道理如上所述：重要的是企業債券可以自由發行和交易，切勿舍本逐末，裝模作樣。據說某些企業的風險管理業務對此有“迫切要求”，筆者冒昧揣測，恐怕這只是因為這些企業的經理們不知道如何在與教科書不相符的條件下進行風險管理吧。“風險對沖”的“科學管理”搞了幾十年，全球到處都充斥著危機與危機的陰影。在有嚴重缺陷的經濟理論的指導下，“金融創新”一詞已經蛻變為某些高級騙術的外衣，并因此而臭名昭著，某些國企也在遭受巨額損失后于不久前剛從期貨市場的“風險對沖”中脫離險境。因此，筆者奉勸這些企業：要想長壽，離期貨公司的推銷員們遠一點兒！
好了傷疤忘了痛。繼十幾年前對金融機構的大救贖之后，我國至今很少再發生大型金融機構的倒閉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決策者們仍然遵循著“先實體經濟、后金融行業”的改革次序。金融市場的反應速度和靈活性要與實體經濟的節奏相符合；過于靈活和積極的金融市場，可能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消極的破壞作用。這是一條可以在理論上設法加以證明的命題（“算法經濟學”可以服務于這個目標）。可是，有這樣一股力量，他們以“金融自由化”的名義，長期地、不遺余力地鼓動政府加大對投機活動的支持力度，呼吁股票交易實行T+0以及放寬漲跌幅限制便是這樣的例子。在股票與土地的一級市場尚未放開的情況下，把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首先排上議事日程的做法是與此相一致的。筆者當然不是反對改革的市場化取向，而是說，錯誤的改革次序向來害人不淺。多年來，總是大腦筋動得少，小腦筋動得多；實打實的舉措少，花里胡哨的玩意兒多。筆者更是懷疑，有人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故意要把這簡單的次序搞錯，以便利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特點，為自家快速地聚斂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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