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審計署公布對36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抽查報告：38475億元，比2010年增長了12.94%。該數據發布后，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以此推算，過去三年間，中國地方政府的直接和擔保債務可能已經上升13%，至12.1萬億元。 報告明確指出，部分地區基本建設投入過大，只顧鋪攤子，債務規模增長過快，一些省會城市的債務風險凸顯。
　　2010年以來，地方債務構成中出現了新情況。地方上項目的熱情不減，在銀行貸款受到限制的同時，新的融資渠道如發債、委托貸款、中期票據、信托、租賃、PE（股權類融資）、BT類融資風生水起。三年間，信托業規模從幾千億元膨脹到7萬億元之巨，各地發行的城投債亦呈井噴之勢，每年都在萬億元以上，三年累計近3萬億元，這都成為基建投資快速增長的重要資金來源。當然，新一輪舉債必須支付15%甚至更高的資金成本，否則根本融不到錢。
　　央行近期公布的數據給予有力佐證，1-5月社會融資規模達9.11萬億，較去年同期多出3.12萬億元，同比增長52%，增速驚人。但是，信貸增長有限，5月份新增信貸僅6674億元，同比少增1258億元，已連續三個月下降。透過社會融資總量的持續放大看，大量的政府平臺通過新的融資工具“借新還舊”，用于償還到期債務。總體看來，地方債并未因陸續到期而變小，總量實際上還在放大，非銀行金融機構正在從銀行手上接過舊債，通過發行信托或者理財類產品募集新的資金來源，它們之所以敢接手，因為都相信“有政府兜底的隱性擔保”，這也標志著巨額存量債務進入了新一輪的循環輪盤。
　　這兩年，地方政府的巨量債務不完全透明，攤子過大負債過度問題開始顯現，“影子銀行”和灰色地帶引爆了理財產品兌付危機，信托類違約集中出現。審計報告指出，14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逾期181億元，其中2個省會城市本級逾期債務率超過10%，最高的為16.36%，潛在風險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但現實情況是，因為地方政府加快挪騰資產重組，或者通過發新債來進行債務滾存，并沒有出現一例顯性的地方政府債務違約事件。這在審計報告中得到了印證，“由于償債能力不足，一些省會城市本級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5個省會城市本級2012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最高的達38.01%。”
　　地方債問題不僅引起決策層的重視，也引起了一些國際機構的關注。穆迪、惠譽、野村相繼發布風險提示報告。在上周的全球財富論壇上，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委婉地建議“中國應建立透明的地方財政體系”，同時“應當及時處理房地產泡沫”。而此前，“末日博士”魯比尼稱，2013年，中國經濟將會因房地產和地方債問題有大麻煩。在全球經歷了一場百年不遇的曠世危機以后，面對這些言之鑿鑿的忠告，不能聞之邈邈，置若罔聞，更不能一概斥之為“陰謀論”、“做空論”。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做實自己、做一個無縫的蛋，你盡可以不怕任何蒼蠅的叮。因此，要深刻反思這些警告有沒有合理成分，我們的蛋究竟有沒有縫？持續數載的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累積了逾百億的貨幣量和龐大的債務規模，地方債務巨額增長累積的矛盾和風險不容忽視。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厘清地方債和中央財政關系，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如何設隔離帶和防火墻。從危機預案來說，是“誰家的孩子誰抱走”，還是基于父愛主義的“兒孫欠債老子全買單”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