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陷入質疑風波的中國紅十字社會監督委員會在召開中期會議時表示，將不再與紅會有任何利益關系。這一“撇清”的表示，雖然語焉不詳，但多少算是對日前“公關部”“臥底”等說法的一個正面回應。
　　從以“獨立第三方監督機構”面目出現引起關注，到現在屢屢受到質疑，社監委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公信力故事的縮寫。平心而論，成立半年來，由15名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的社監委確實做了一些事，在成都紅會捐款箱長毛事件、蘆山地震期間辟謠等慈善事件中都有所表現，其中一些委員的監督作為，確實也給人們帶來一種新氣象。不管怎么說，社監委的出現，邁出了紅會由封閉式運作到開放透明的第一步。盡管，這一步離公眾的期待還有不小距離。
　　雖然做了一些努力，但還是被疑被罵，這種尷尬，還不能簡單歸為“塔西佗困境”的后果。打鐵還需自身硬，社監委既然亮出了“獨立第三方”的牌子，就必然要接受公眾的審視和檢驗。
　　某種意義上，社監委寫出了紅會公信力這部情節曲折的大戲的續集。紅會出了信任問題，人們覺得，紅會不能唱獨角戲，需要監督機構來介入和制約。而現在，監督機構又陷入信任風波，人們又發現，監督者本身也需要被監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誰才是夠格的監督者？
　　有專業的制度做保證，才會有專業的監督。僅僅是“撇清”利益關系，基本還停留在對“拿人手軟、吃人嘴短”等功利邏輯的防范，距一個真正獨立的專業監督機構還有差距。從制度層面反思，社監委與紅會的利益關聯，是機制安排的一種衍生物。
　　實際上，社監委委員并非社會公選，而是受紅會邀請，以志愿者身份提供建議及監督。正如王振耀所說，社監委是咨詢性監督，并非體制性監督，這種監督模式雖然相比以前是一種改革的嘗試，但依然沒有徹底斬斷與被監督者的臍帶，天然地打上了利益烙印。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社監委的不少委員們表現得很敬業甚至很專業，卻也免不了遭遇懷疑的目光。因為，人們并不是跟某個委員過不去，而是希望他們履職所依托的制度平臺能夠更加公正透明，能夠體現更充分的公眾參與，而不是自說自話的“被獨立”。從這個意義上說，“撇清”之后，社監委還需要繼續“進化”，慈善機構的監督機制更有待于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