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審計署日前發布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公告顯示，36個地區2012年底債務余額共計3.85萬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增長了12.94%。專家認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靠舉債出政績、大肆借錢融資的做法較為普遍，這也直接導致了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增加，償債壓力和債務風險逐漸加大。
正常情況下，財稅體制可以對政府債務形成硬約束，使政府債務在體制允許的范圍內進行變動，避免出現各種風險。相反，如果體制本身不合理或存在某些缺陷。那么，政府債務的變動將產生各種各樣的風險。
中國的政府債務，就中央層面來看，應當是比較規范而可控的。萬億以內的財政赤字，與多數國家相比，都是安全性較好的。更重要的，中央財政赤字的增長也與財政收入的增長相適應，財政赤字的增長慢于財政收入增長。
從地方層面來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地方債務的增長速度過快，多數地方債務增長速度遠高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償債機制沒有建立，如專家所言，地方政府只想著如何花錢，從沒想過如何還錢，以至于多數地方債務都出現了“懸空”，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甚至超過100%。雖然從債務余額增長速度來看增長了12.94%，低于同期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但絕大多數地方都是以新債還舊債，并不斷擴大政府債務規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土地財政”規模的縮小，政府債務償還的資金來源渠道也越來越窄。按照審計署提供的數據，2012年底，4個省、17個省會城市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7746.97億元，占這些地區債務余額的54.64%，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即便將土地出讓收入全部用于償還債務，也是“資不抵債”。更何況，這些地方根本不可能將土地收入全部用于償還債務。隨著地方能夠產生土地出讓收入的建設項目日益減少，真正的公共設施項目數量日益增多，土地出讓收入的來源也將逐步減少，不僅償債能力越來越弱、壓力越來越大，而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不降低，舉債的內在動力也會進一步增強。
1994年推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是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但此后的20年，我國沒有對財稅體制進行調整，并在沒有對現行體制做調整和完善的情況下，于2003年放開了房地產市場，等于給地方政府“堤內損失堤外補”挖了一個大大的決口。如果說2003年前的十年，分稅制財政體制的作用是正面的、積極的，是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話。那么，2003年以后的十年，就形成了公共財政和土地財政兩套運行體系，土地財政作用被地方政府發揮到了極致，公共財政的功能作用則大大弱化，導致政府債務和財稅體制的關系嚴重扭曲。
如果在財稅體制運行過程中，能夠根據中央財政收入增長和事權界定情況，及時對財稅體制作出調整，并將土地財政有效納入到財稅體制約束范圍，土地財政就不可能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依靠。更重要的，如果能夠充分認識到分稅制財政體制的缺陷，并主動、積極地對體制作出調整與完善，也就不會給房地產市場調控帶來如此大的壓力和阻力。
毫無疑問，要化解地方債務風險，解決地方政府只知花錢、不想還錢的問題,除調整政績考核體制之外，更重要的還是要加快調整現行財稅體制，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讓中央與地方在財權和事權的界定方面相對科學、合理，讓地方不再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從而理順財稅體制與地方債務的關系，使地方債務受到財稅體制的有效約束。
當然，單純依靠財稅體制改革，理順財稅體制與地方債務的關系，還不足以在短時間內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如果能夠再輔之以政績考核體制的改革，地方債務才能步入良性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