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明兩天，中美兩國元首在美國加州安納伯格莊園的會晤舉世矚目。根據白宮公布的相關會晤細節，經貿關系、網絡安全和地區熱點問題都將是主要議題。無論從兩國關系的角度解讀，還是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視角來闡釋，抑或從突破新興大國與既有大國必然沖突的邏輯來分析，這次中美元首歷史性的莊園會晤都有巨大的戰略意義。
　　首先，莊園會晤這種“特殊安排”成為中美兩國最高層對話的創新之舉。這種不拘泥于禮儀，超越官樣程序的元首會晤形式，不但是基于中美兩國共同的利益需要，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也是對中美戰略界希望兩國領導人早日會晤的回應，更是中美這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發展過程中的創新之舉。這種會晤形式為兩國最高領導人創造了除在全球多邊舞臺和雙邊互訪具有會談的機會外的第三種會晤方式。中美兩國的高層交往，除了機制性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商貿聯委會等對話外，更需要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常態會晤。這種相對私密性的場所為兩國領導人的深度互動、為兩國相應部門相關領域的深度洽商提供了良好的平臺。未來雙方或將充分利用這種特殊安排以保持兩國領導人常態性的會晤。如可利用奧巴馬訪問亞太地區的機會，選擇中國的某地或者第三國某地舉行相似的“莊園會晤”。
　　其次，莊園會晤這種“特殊安排”成為未來一段時間中美關系發展的定調之舉。近年來，由于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頻頻介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紛爭，使雙邊關系出現了不少噪音。作為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中美兩國，在未來究竟如何相處一直受到世界各方的高度關注。因為，中美關系是事關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事關世界的發展與治理的最重要的大國關系。當前，從地區安全到氣候變化，從網絡安全到發展治理，這些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仰仗中美兩國的合作。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在亞洲協會發表演講闡述美國亞太政策時說，不希望將美中兩國的關系定義為“競爭與對抗”，不認同一些同歷史學家提出的所謂“新興大國與既有大國必將陷入紛爭”的言論，美中可以建立起一個已存在的大國和正在崛起的大國之間關系的新模型。
　　雖然中美兩國在地緣政治、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國際認知等方面存在結構性差異，但從更大的戰略層面來看，只要雙方開誠布公，兩國完全可以超越這些分歧，探索建立一種包容性的共存、共生模式。如果兩國元首在這次會晤中能定下未來合作的為未來5到10年定下基調、打下基礎，將決定兩國關系的長期趨勢。
　　再有，莊園會晤這種“特殊安排”也成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過程中的務實之舉。自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想以來，中國學術界等紛紛對這一新型關系做出各種形式的解讀和闡釋，以豐富和發展這種新型關系的意涵和內容。美方雖對中方倡導的新型大國關系還處在醞釀階段，在官方和學界還沒有形成共識，但從白宮的表態看基本上接受了這一概念。如在3月14日，習近平和奧巴馬通話時，奧巴馬就表示，美方希望與中方共同努力，保持兩國元首交往，加強對話溝通，努力構建基于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新型大國關系。因此可以說，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已成中美最高層的戰略共識，這將成為未來雙邊關系發展中的重要任務和核心內容。中美兩國只有創新合作發展的路徑與模式，準確認識和把握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客觀理性認知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從多維度、寬領域自覺地朝著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方向創新性努力，才能獲得對雙方都難以估量的收益。
　　無論是朝核、伊核等地區安全問題，還是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全球治理問題，都是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的現實問題。兩國元首如能在這次莊園會晤中就這些問題取得對方的諒解，認可對方的利益，達成合作意向，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才不會只是口號，才能進入務實階段。
　　實際上，在諸如貿易、投資等領域，中美存在很多摩擦，并呈現出均衡性和共識性不足，這些是不能回避的。中美經貿摩擦呈現出一種非常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中美都是彼此重要的經貿伙伴，經貿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雙方對兩國經貿關系的認知仍存在巨大差異。中國認為，美國至今沒有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和設置障礙，阻礙中國企業在美投資都是有意為之，根本目的在于限制中國的發展。而美國則主觀認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侵犯美國知識產權、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對美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等等。如今，在這樣一種特殊安排下，兩國能否經過討價還價達成“大交易”，讓兩國都安分守己地做自己的“大生意”值得期待。
　　總之，中美兩國元首的莊園會晤不僅具有象征意義，更具有戰略性的實質意義。“中國夢”和“美國夢”都是基于各自的國情提出的，中美是否該有一個共同的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