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工”、“臨時工”再次聚攏輿論目光。《廣東省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試行）》6月1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確定行政執法資格，加強行政執法隊伍管理，杜絕合同工、臨時工等無執法資格人員上崗執法。
　　廣東此舉并非首吃螃蟹。自2012年行政強制法實施以來，河南、重慶、黑龍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臺過“禁止臨時工參與行政執法”的明文規定。廣東此次仍能引發輿論“激動”，蓋因現實與法理的錯位：臨聘工、合同工，仍是當下執法隊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屢見報端的暴力執法、野蠻執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臺當“擋箭牌”。最近陜西延安城管執法人員被指殘暴地“跳起來踩頭”，當地回應也稱“涉事人為臨時工”。
　　法理上早已喪失了正當性，現實中卻總能頑固生存，當然有現實的復雜性：能拿到桌面上說的是“正規編制少、工作量大，我們又有這樣那樣的新情況、新任務，不得已而為之”；拿不到桌面上說的則可能是，“臨聘人員”執法，比起正式職工來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揮，出了問題還可以斷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墻”。
　　可關鍵在于，我們不能容忍“小道理”隨便就擠走“大道理”，也不該容忍法理向現實無限度地遷就妥協。一波又一波的“臨時工”橫行執法，引發輿論強烈不滿，已嚴重沖刷了權力公信，成為法律威嚴之“傷”，必須著眼于全國范圍，正本清源，有一個“一攬子”解決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確臨時工執法的非正義、違法性。行政單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勞動合同法，凡簽訂合同就是單位職工，“臨時聘用”顯然不能成為避責的擋箭牌，相反，追究起責任來甚至要“罪加一等”——為什么要聘用這么多臨時工？如此倚重臨時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團體性偷懶？
　　其次是對輔助人員的規模、權限、任務必須廓清邊界。即便有的領域暫時離不開臨聘人員，需要時間過渡，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也必須限定得一目了然，絕對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有權必有責，無責必無良，這是權力運行的基本邏輯。隨意將執法權授予臨聘人員，一旦闖禍被揪出來，執法單位必須被倒追責任。法律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用來規范權力運行的。行政執法隊伍，尤其要成為依法執法的典范。
　　短期來看，有些單位使用臨聘人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苦衷，但苦衷絕不是對法律置若罔聞的借口。苦衷之外，還有起碼的底線——無條件地遵守法律、確定性的執法授權、極高透明度的公眾監督，這些都是行政權運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容任何狀況壓倒的最大道理。法律是不容討價還價的，底線之上，方是具體執法部門可尋找辦法、解決現實需要的求解空間。這是我們對待行政倫理的基本態度，也是樹立法治思維、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