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經驗觀察，城鎮化并不必然與增長和起飛相聯系，也有可能與衰退和停滯相聯系。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周期波動與轉型的問題為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決策者以新的視角應對城市的周期與轉型，實現城鎮化的可持續增長。在這樣一個城市轉型的過程當中，金融系統的角色轉換也同樣重要。一個有效的金融系統不僅應該為“城市的增長而融資”，也應該為“城市的轉型而融資”。
中國下一階段城鎮化的轉型，重點之一即是表現在城市增長動力的轉型上，而這將主要取決于生產率條件的變化。
城鎮化的轉型，可以說是要為城市的增長與繁榮尋找可持續的動力，最初始的動力通常來自于生產率的變化。生產率的變化通過改變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的重新分布，重塑城市的增長動力。從產業結構角度看，農業生產率的提升使農村產生富余的勞動力，并使之成為工業生產者，從而完成從農村到工廠的轉移；工業生產率的擴張則通過自動化替代一部分制造業勞動力，并使之進入服務業領域，從而完成工業城市到服務業城市的轉變。作為一個結果，生產率的變化使勞動力分布在不同行業，從而產生可持續的增長。
從美國經驗來看，約計1％的農業勞動力貢獻了約計1％的GDP，約計20％的制造業勞動力貢獻了22％的GDP，約計79％的服務業勞動力貢獻了77％的GDP。總體上，美國勞動力的行業分布比例和GDP的貢獻度基本相等，這說明美國的城市增長實現了相對較為均衡的資源匹配。
然而，對比全球平均水平以及中國的數據，可以發現有許多新的問題值得研究。據統計，全球勞動力的37％集中在農業生產領域，卻只貢獻了6％的全球GDP，從官方統計口徑考察，中國勞動力的35％從事農業生產，只貢獻了11％的GDP，這顯然是明顯的不平衡。總體上說，造成這種不平衡的根源除了戶籍制度等的制約外，還因為在三大產業部門中，特別是在農業部門中，全球平均水平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美國。
如果中國的農業生產率達到更高的水平，從而使就業分布與產值分布達到更為一致的水平，即假如2011年11％的農業產值由11％的農業生產率來生產，那么便可節約出24％（注：35％—11％），即1．8億農業勞動力（注：中國2011年勞動力總量為7．6億，1．8億＝7．6億×24％）。這些被節約的1．8億勞動力可以從事比生產農產品具有更高效率和更高經濟價值的制造業或服務業產品。
從這個角度評估，中國下一階段城鎮化的轉型，重點之一即是表現在城市增長動力的轉型上，而這將主要取決于生產率條件的變化。因此，一個合適的投資和融資支持體系，應該區別中國不同區域、不同城市的實際情況，針對性地實施差別化的投融資政策，以有效投資驅動生產率擴張，從而實現增長動力的重塑，也使得城鎮化在真正意義上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從目前的趨勢大致展望，從國際經驗看，下一階段，基于中國不同區域的產業結構差異，中國生產率擴張可以說存在三個潛在來源：農業生產率的擴張、內陸城市制造業生產率的擴張、沿海城市現代服務業生產率的擴張。圍繞這三個方向，下一階段中國城鎮化的投融資體制應該針對性地進行必要的適應性調整和改革。
相比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農業投資所產生的邊際資本回報率以及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改進作用都可能會更大。所以，中國需要在下一階段的城鎮化轉型過程中擴大農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從國際通行的標準評估，目前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尚處于較低水平。據相關的對比研究，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與英國、美國、日本、韓國、巴西的平均年差分別達158年、138年、88年、58年、43年。
從實際情況分析，當前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原因在于：（1）耕地分散種植。這種分散格局既是因為中國的農地產權條件所決定，也是因為中國的農村金融發展不足，無法支撐大規模的種植。（2）農業投資不足。雖然中國的農業產值占比在10％，但是中國的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卻只有2％。因此，相比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農業投資所產生的邊際資本回報率以及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改進作用都可能會更大。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需要在下一階段的城鎮化轉型過程中擴大農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從農業投入與產出的對比分析來看，土地和勞動力投資的下降是一種趨勢。但在這種趨勢下，對于提升勞動生產率有重大推動作用的投資和金融支持方向可以是：
其一是擴大對于農業裝備（農機，特別是大型農機）、農資（化肥、農藥，特別是復合肥料和生物農藥）、農產品物流和倉儲、標準農田和水利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支持。
其二是圍繞農業產業鏈的延展，擴大對于相關產業的融資支持。例如，生產環節加大對于田間自動化管理、農業服務的支持；加工環節加大對于清洗包裝、品級分類、保鮮處理和食品加工的支持。
在城市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當中，一個有效的投資和融資系統不僅應該為
“城市的增長而融資”，也應該為“城市的轉型而融資”，并針對不同地區的差異化經濟結構，提供不同的融資支持方式。
從國際經驗觀察，在城鎮化的不同階段，生產率擴張的來源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在城鎮化的初始階段，勞動力從農業向制造業的轉移是實現生產率提升的主導途徑之一。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提升。然而，隨著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放緩，制造業內部的不同部門之間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以及制造業在不同城市之間的重新分工，往往成為生產率擴張最主要的途徑之一。這可以說是一種分工所帶來的提升。
從發展階段看，中國目前正處于這種轉換之中。從區域之間的分工來看，沿海城市由于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于制造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內陸地區，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率很高的河南、江西和廣西等省區，現在的人口紅利依然較為顯著。勞動力成本仍低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亞洲經濟體，這依然可以吸引制造商從中國的沿海遷至內陸地區。這可以說是一種跨區域的制造業重新配置，也是一種對沖成本沿海成本上升的選擇之一。從城市之間的分工來看，內陸中心城市在未來的制造業發展浪潮中通常是作為中高端科技型產業的中心；中低端制造業為了規避地價和房價，往往傾向于成為生產和制造中心，從而形成中心—外圍城市、中心城區—郊區之間的制造業分工。
為了順應這種轉變，中國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金融支持方向也應作出必要的轉變：（1）擴大對于沿海和內陸之間交通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和融資支持力度，將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進行更為便捷的連接，以承接產業轉移；（2）擴大對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化設施的投資和融資支持力度，通過城際公交、城際鐵路、城際客運、支線機場軌道交通將城市與郊區、中心與外圍之間聯成一體，降低生產和貿易成本。
生產率的擴張將主要來自于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這種轉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結構也需要進行相應的轉換。
與內陸城市不同，沿海城市處于不同的產業演進階段。未來北京、上海、深圳等較為發達的城市，將處于從工業城市向服務業城市的轉型的過程之中，生產率的擴張將主要來自于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這種轉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結構也需要進行相應的轉換。
從國際經驗觀察，工業城市或者說以工業經濟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階段，大生產和大金融是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如果沒有金融系統的支持，資本密集度極高的大規模生產便無法實現，資金消耗大的交通設施網絡便無法建設，也就沒有與大生產相匹配的大零售或者大物流系統。
然而，在由工業城市向服務業城市轉型的過程當中，城市工業內部不同產業之間的重組與并購活動不斷增多，最終將城市競爭力的導向由制造轉向服務，特別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觀察這個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金融的支持作用已經不是體現在對制造業生產活動的支持，金融成為制造業并購以及服務業發展的推動力。一旦城市完成向服務業的轉型，實體經濟的利潤來源、風險分布、融資期限結構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而也對金融系統提出了新的需求。
總體上觀察，以服務業為核心特征的城市化階段，規模的重要性下降、小眾或個性化生產的比重上升。而且伴隨信息通信網絡以及電子商務平臺的興起，消費的空間約束有所弱化，供應鏈的配送和反應效率顯著提升，使得立足于定制化的消費比重增多，這也進一步刺激了小眾生產的可能空間。因此，大規模生產向小眾化生產轉換，也必然會進一步刺激金融系統由工業時代為大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商業模式，轉向為中小創新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商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