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外匯儲備壓縮了貨幣政策實施空間。何以解憂？唯有改革。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推進：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抑制外匯儲備過快增長；推進匯率制度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力爭為國際社會提供新的、穩定的貨幣錨；敦促債務國尊重和保護我經濟利益。

　　截至今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3.44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3。這確實保障了我國際清償力，維護了外匯市場穩定，但無論怎樣衡量，都超出了實際需求量。我國外匯儲備主要投資發達國家國債，截至今年2月，我購買的美國國債已達1.22萬億美元，約占我外匯儲備的35%，包括其他項目，以美元計價的資產約占我外匯儲備的70%。由于風險過于集中，很容易遭人“算計”。
　　幾千年的人類債務史表明，在國際債權債務關系中，受損的總是債權國。在國際交往中，像中國這樣負責任、守信用、甚至不求回報的大國畢竟是少數，不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債務國要想“賴賬”，可以做到既主動又隱蔽，還不受道德約束。須知道，維護國家利益，那可是冠冕堂皇、天經地義的事。近期一些重債國債務違約、重組和減記的案例此起彼伏，讓人膽戰心驚。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實施的所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其實就是印鈔票，通過釋放巨量流動性，既造成貨幣貶值促進出口，又能稀釋債務，真是“一箭三雕”。更普遍的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貨幣由金屬貨幣演變為信用貨幣，其幣值隨著歲月流逝，正在悄無聲息地縮水，防不勝防。
　　總之，我國持有巨額外匯儲備壓縮了貨幣政策實施空間，不僅機會成本大，還承受著貶值、匯率波動、購買力縮水和鑄幣稅流失等風險，令人擔憂。老話說得好：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筆者認為，改革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推進：
　　一，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抑制外匯儲備過快增長。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出口導向戰略轉變為擴大內需戰略，這是根本。擴大內需要在提高消費能力、穩定消費預期、增強消費意愿、改善消費環境上下功夫。重點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加強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積極發展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盡快建立“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社會安全網。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提高個稅起征點，大幅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推進匯率制度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逐步實現匯率市場化。進一步完善大規模外匯儲備經營管理體制，加強外匯宏觀總量分析和區域分析。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建立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制度，支持藏匯于民、藏匯于企。研究金融交易稅、無息存款準備金等管制措施的具體實施方案，以備不時之需。重視日常金融賬戶管理，提高跨境資本流動分析監測能力，守住風險底線。
　　三，推進外匯儲備投資的多元化。在保證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基礎上，逐步用多余的外匯儲備進口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稀缺資源、重大技術和設備，引進高端技術人才，并購需要的資產，進一步完善我產業鏈。提高新興市場國家較高收益的外匯資產權重，積累購買高風險高收益資產的經驗。研究成立“黃金收儲基金”的可行性，當國際黃金價格寬幅震蕩時，在“吐納”中增持黃金儲備。
　　四，積極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促進國際金融交流與合作，加強區域貨幣合作，構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利用G20等平臺參與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推動IMF份額公式改革和治理結構改革。推動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儲備庫建設，密切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探討各主權國家共同參照的貨幣發行原則，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維持幣值穩定，要求主要儲備貨幣之間形成相對固定的匯率機制。
　　五，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力爭為國際社會提供新的、穩定的貨幣錨。繼續向海外提供人民幣，促進人民幣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為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境外居民與企業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支持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倫敦、巴黎等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建設，進一步開放上海在岸人民幣金融中心，推出國際板，發行更多的熊貓債券，向境外部分機構投資者開放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等，保持離岸在岸債券市場的平衡發展。豐富人民幣金融產品，發展人民幣遠期匯率市場等，幫助人民幣持有者更好地管理匯率風險。擴大雙邊本幣互換規模，商簽更多本幣直兌協議，支持有關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國際儲備，投資我債券市場。
　　六，敦促債務國尊重和保護我經濟利益。利用各種場合，反復表達對我外匯儲備安全問題的關切，在G20框架內討論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主權債務問題。推動債務國在放松對華科技出口管制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