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月開始的“債券市場監管風暴”，近日不斷發酵升級。日前，嘉實基金現金管理部總監吳洪堅被警方帶走調查，這是繼萬家基金固定收益總監鄒昱、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部負責人楊輝等人之后，貨幣市場又一牽扯的“明星人物”。
　　債券市場上此次由多部委聯合發起的較高規格排查，展現出監管部門對于“黑金”零容忍的鮮明態度。相對于A股市場的“熊冠全球”，資本市場屢見不鮮的“灰幕”遭受著更多詬病。批評聲中，一些論調竟將“內幕交易”、“虛假陳述”、“老鼠倉”等層出不窮的監管疏漏，與效率低下、創新不足、新股發行排隊等發展問題相提并論，且歸因為監管部門的“過度管制”。
　　實事求是地講，包括券商業務創新、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民資進入門檻降低在內的金融改革，確實應以放松管制為核心。但放松管制與加強監管是兩碼事，也并不矛盾。正如近日召開的“2013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所指出的，“權力和責任同步下放、調控和監管同步強化”。這是因為，投資者能承擔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卻無法忍受環境不公造成的傷害。越開放的資本市場，越需要健全的法治規則，越呼喚一個更強大的證監會。
　　有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只需復制一些國家的市場化道路，讓自律機構發揮“看門人”的作用，讓證監會變得更加“消極”與“回縮”，資本市場的改革就往前邁了一步。這樣的判斷明顯是對西方國家，尤其是對美國資本市場監管歷史的誤解。事實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資本市場的管制上，曾經表現出極大的“控制力”。西方對資本市場監管的經驗告訴我們，自由的資本市場并不意味著削弱監管者的權力，相反，嚴苛的監管可以造就出民眾的信任與有效的信息傳遞，進而形成循法治、生效率的優良市場環境。
　　相較于此，中國證券監管部門在資本市場上的權力弱勢，有待改觀。一方面，監管難以覆蓋全部的資本市場。比如，盡管按照證券法的規定，證監會負責證券市場統一監管，但因銀行法的特別安排，對于銀行間的債券市場板塊，證監會難以介入其中。這部分市場以詢價方式進行點對點交易，相對于其他市場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存在不公開、小范圍的隱蔽性特征，很難遏制利益輸送等違法行為，正是引致此輪“債市監管風暴”的根源所在。所以，落實證監會的法定權力，首先需要消除現有法律之間的沖突條款。
　　另一方面，監管部門的資源能力難以應對海量遞增的監管任務。根據中國證監會年報，截至2011年，中國證監會擁有工作人員2745人。與此同時，大陸上市公司2342家，債券品種640只，券商境內機構109家、境外機構135家，期貨公司161家，咨詢服務機構88家，如果加上保薦代表人、關聯自然人與機構，至少有數萬人、數千家機構等待監管。現有的監管資源與結構，根本不可能施行最有效的“人盯人”監管戰術。而要確保監管的“疏而不漏”，就必須大規模擴充監管資源與執法力量。
　　正如李克強總理指出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實現監管部門的權責匹配，引導監管權力及時、審慎地履行，是迎來一個更干凈、更有效的資本市場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