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將首次以聘任制面向全國公開招聘6名公務員，擔任市科委、交通委和經開區管委會三部門的高級主管職位，年薪不低于20萬元，引起關注。
　　從目前看，聘任制主要還是立足行政體系自身需要。無論是公務員法當初的立法設計，還是實踐中各地的謹慎試行，聘任制作為公務員選任的一種輔助性方式，重在滿足現代社會對政府公共服務提出的新需求，以彈性的合同管理取代剛性的身份保障，通過績效評估確保公務員能力水平因應時代需要。但是對于社會而言，聘任制更廣泛的意義在于，它破除了傳統公務員的“終身制”，給體制外的人以進入公務員階層的平等機會。這種蘊含其中的公平性訴求，乃是社會對聘任制的希冀所在。
　　近年來，公務員招聘環節事故頻發，尤其是權力的暗箱操作，導致“蘿卜招聘”層出不窮。與當初實行公務員考試改革一樣，聘任制也旨在打通社會人力資源與國家公務員階層之間的障礙，防止公務員階層固化為狹隘的利益集團。但是，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在這種良好的目的之下，聘任制會不會也像以往一樣曝出“蘿卜招聘”之類的事？會不會也淪為某些人的又一次“盛宴”？
　　事實證明，任何改革都可能因觸動利益而發生變質的危險。要確保聘任制的公平屬性，防范權力干擾人才向公務員階層流動，關鍵是在程序上引入民主化機制。以往被曝的“蘿卜招聘”，因基本處于某些機構內部封閉化運作，外部民主監督的缺失，使得選任的公開性平等性嚴重不足。據了解，北京此次招聘分為報名、資格審查、考試測評、考察、體檢、公示、審批、辦理聘任等環節。應當說設計這些嚴密而繁瑣的環節，正是為了保障聘任的公平公正，但理論上并不能排除蘊含一定權力操控空間的可能。所謂魔鬼藏在細節里，程序上的極細微疏漏，都可能在實踐中傷及聘任制的公平內核。
　　因此，在各地實踐的基礎上，應著眼于聘任制的程序設計予以立法完善，不僅進一步明確聘任的崗位范圍、福利待遇、爭議仲裁、司法救濟等，更要從規制權力、彰顯民主的角度，就聘任程序、辭退機制等作出更加完善的規定，以公開化機制擠壓暗箱操作的可能空間，確保聘任制的公平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