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不僅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也是經濟、教育和文化中心。自明治維新由京都遷都東京以來，雖然先后遭遇過關東大地震和二戰末期美軍的狂轟濫炸，但戰后東京的發展卻一騎絕塵，令日本其他大城市望塵莫及。東京的功能集中到什么程度呢，僅列一個數據就夠了：東京的商務樓面積比大阪、橫濱、名古屋、札幌、福岡和仙臺等六大城市之和還要多出27.9%。既然各大企業如此趨之若鶩，東京的商務樓租金水漲船高勢所必然，比名列第二的大阪高出47%，比札幌則高出一倍以上。由于東京的功能過于集中，城市極度膨脹，日本國內要求對東京“消腫”甚至遷都的呼聲不絕于耳。如今一股來自市場的強大力量，正在加速東京的“消腫”。
　　東京的丸之內地區是日本最大和最集中的中央商務區（CBD)，那里聚集了一大批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大企業。長期以來，在日本企業家眼中，在那里設公司總部就是成功的標志。但近年來丸之內地區的辦公樓空置率已在攀升。去年5月開始投入使用的一棟38層辦公樓，半年后居然入住率只有60%。過去常常是一室難求的中央商務區，如今則“招租”廣告比比皆是，這在幾年前還是難以想象的。
　　三菱集團辦公樓在該地區具有標桿意義，但三菱如今卻在打算將總部遷出了。日本郵輪公司是最早創立該集團的核心企業之一，早在兩年前該公司就將管理集裝箱貨輪的航運和收支等總部業務遷至新加坡。由于日本沒有一個港口的集裝箱業務躋身世界前20名，所以日本郵輪公司的集裝箱船根本都不停靠日本。與其遙控指揮，還不如就近管理，這樣無疑可以提高效率和反應速度。
　　三菱造紙公司則于去年7月將公司總部從丸之內遷往墨田區，因為那里的商務樓租金要低得多。由于進口紙張急劇增加，公司的成本明顯上升。出于降低成本的考慮，再加上其客戶從集團內部以及國內大幅度轉向國外，遷出丸之內就成為企業的必然選擇。
　　在經濟高歌猛進的時代，日本企業根本不必考慮如何拉動需求，國內的業務就做不過來。在中央商務區設立公司總部，對企業來說顯然有利于與政府部門和銀行保持最暢通的渠道。但隨著生產越來越多轉向海外，東京的公司總部就逐步呈現空心化趨勢。
　　從2002年至2011年，相繼遷出丸之內的公司總部多達8823家。而前年發生的“3?11”大地震以及由此引發的強烈海嘯，更加快了這一進程。地震發生之際，許多公司老總都不得不考慮以下現實問題：余震將持續到何時？核電站何時才能恢復正常？電力短缺狀況何時能夠解決？顯然這些都遠非馬上能夠見效的，于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用腳投票是本能的選擇。
　　在信息化時代，空間距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那企業總部還有什么必要非得去擠東京中央商務區的獨木橋？大阪某些商務樓的租金僅為東京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對企業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外資企業，對他們來說，東京本來就沒有什么可留戀的。當時不僅大阪各商務樓擠得滿滿當當，酒店也被臨時改為辦公樓，要求租借一至三個月的電話咨詢絡繹不絕。有的企業一開口就要租可供150人辦公的面積，下手最快的企業在地震發生一周后就在大阪租下三棟辦公樓開展業務。截至去年3月底，東京市中心五個區的商務樓空置率攀升至前所未有的9.19%。相反，大阪則成了日本大企業新總部的首選，于是大阪商務樓建設一派紅火，與東京形成了巨大反差。
　　從企業的功能來說，大企業如此高度集中于東京的中央商務區，顯然也不利于分散風險。過去大企業更看重面子，如今企業終于想通了：面子一文不值，降低成本才是硬道理。大企業都扎堆東京中央商務區，這還造成了眾多不確定性，使企業難以做出盈利預期。
　　日產汽車公司于2009年將其總部從東京銀座遷至橫濱，在那里的2800名員工中，外籍員工僅為一成左右，這在汽車設計和計劃制定上顯然會受到日本價值觀的影響，很難形成真正的國際品牌。于是日產去年將其高檔車“英菲尼迪”的總部遷至香港。在那里的76名員工中，日本籍僅22人，其余則來自法國、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等12個國家。在日本眾多下決心走國際化路線的大企業看來，與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國際色彩濃厚的城市相比，東京只適宜承擔區域功能。
　　企業為了與時俱進，競相轉型。這也是加快“去東京化”步伐的一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