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伯南克上周向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的證詞可知，美聯儲仍將會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道路上繼續領走一段時間。而今年以來，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復蘇起伏不定，宏觀經濟政策傾斜，讓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決策變得復雜而艱巨。尤其是發達經濟體極度寬松貨幣政策造成的溢出效應，引發了全球對競爭性貶值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廣泛擔憂。
以競爭性貨幣貶值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可謂凱恩斯經濟理論在當今各國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凱恩斯理論對解決經濟蕭條是“一副很有效的藥方”，但把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簡單歸結于貨幣發行量一個因素，也是其突出的缺陷。這使其理論只能在特定經濟環境約束下才能發揮效用，不可作為長期政府經濟決策的理論依據。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發迄今，發達經濟體央行連續采取價格寬松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時至今日，發達經濟體央行新一輪寬松貨幣政策又以價格寬松形式開始，不過這輪寬松是以新興市場經濟體緊緊跟隨為特征的。最近短短的一個月，歐洲、印度、澳洲、波蘭、韓國、越南以及土耳其等國央行先后降息。當前國際上有所謂“競爭最低點”之說，意在一旦出現貨幣戰，各國貨幣就會競相貶值，都想要成為最低者。但從最終結果看，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并未有多大改觀，失業率也并未有多少下降，而流動性泛濫卻通過資本外流向全球擴散。而這樣的擴散不僅會引致全球通脹，更會引致全球范圍內系統性金融風險。
與單個金融機構風險或個體風險相比，系統性金融風險具有復雜性、突發性、傳染快、波及廣、危害大五個基本特征。因為，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條件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演化也賦予了新的內涵：一是金融體系規模的急劇膨脹與金融體制的日益復雜使得其全球關聯程度進一步加強，金融市場、投資者行為、資產價格波動等因素被不斷納入系統性金融風險中；二是在適用范圍上，系統性金融風險已脫離傳統風險觀念只涉及單一金融機構的模式，向跨國、跨地區、跨行業發展；三是金融整合和金融再造構成了當今全球金融業發展的最重要特征，而金融整合和金融再造，必然帶來金融業運營的集中化、規模化與國際化，這又為全球范圍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四是在信息化的時代，系統性金融風險傳染的渠道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系統性金融風險更難以被預測和管理。
所以，一旦競爭性貨幣貶值向國際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導致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泛濫，則過剩的流動性會促使投資者或投機者紛紛涌向經濟前景較好的國家尋找更高的回報，進而導致外圍國家資產價格和匯率上漲，引發資產價格泡沫并導致金融市場激烈動蕩。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與金融的聯動性大增，誰也無法獨善其身。
所以，應當充分認識到競爭性貶值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嚴重性和危害性，趕緊采取切實可行的防范措施。目前，首要的選擇是減緩甚至停止競爭性貶值做法。在這方面，各國應加強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堅決避免“以鄰為壑”或“各掃門前雪”的自私做法，尤其是美歐日發達經濟體更要做出榜樣，承擔起國際貨幣應有的責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日前的隔夜證詞中“可能在未來幾次會議上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的表態，算是讓全球看到了美國未來減緩甚至停止競爭性貶值做法的一點希望。
同時，各國還應積極構筑“防火墻”，有效隔斷競爭性貶值引致系統性金融風險鏈條，防止金融風險蔓延。鑒于現有全球金融業監管模式過于分散、獨立，需加大行政整合力度、加快操作層面上的集中管理、盡可能避免監管真空。鑒于系統性風險是以交易對手風險為起因，以流動性不足為傳播模式，僅有《巴塞爾協議Ⅲ》的銀行業監管遠遠不夠，需要建立以各國央行牽頭為主的系統性風險管理模式，還需要在監管層面上有效整合，并提出統一的監管預案。而且，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管理模式必須自上而下，由各國監管機構聯手的跨國監控開始，直到單一金融機構的內部監控為止。
在跨地區的監管合作上，鑒于系統性風險的地域傳播性，聯合監管模式效用更為突出，因此，理該加大聯合監管的頻度和力度。就我國而言，應抓緊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預警和評估體系，強化跨行業、跨市場、跨境金融風險的監測評估，以嚴密防范實體經濟的部分地區、行業、企業風險及非正規金融風險向金融體系傳導。此外，還需建立健全一套能反映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做到及時跟蹤、及時預警。綜合運用數量、價格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根據金融體系的主要金融參數如信貸增長、資產價格、杠桿率等的發展變化情況，分析、判斷系統性風險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