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本欄談商業銀行改革轉型，其邏輯起點是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其實，圍繞商行不良資產的問題還有很多，而且，不良資產往往更多反映宏觀經濟層面的某些深刻矛盾。當前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產生的直接動因有兩個：工商企業還款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在商業銀行舉債的償還能力嚴重不足。前者是經濟周期問題，后者情況則要復雜得多。
　　地方政府債務絕大多數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過去地方政府舉債無外乎以“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為旗號，如今又多了個“城鎮化”的依據，理由越來越充分了，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的起點似也越來越合理了。但實情卻可能比被合理化起點要嚴峻得多。有海外媒體猜測，中國某些地方政府債務增長率可能已超過當地GDP增長水平。
　　這種猜測某種程度上已在國內權威機構某些資料上得到證實。比如國開行行長鄭之杰近日在《中國金融》撰文說，到2020年，中國至少需要50萬億投資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城鎮化需求，而這個數據與中國去年GDP總額相當。有人以當前地方政府債務水平做了個測算，如此增速可不是比未來幾年中國GDP的增長率要高嗎？
　　另一份資料并非直接佐證，但所反映出的地方政府債務的嚴峻性卻不能不令人聯想到地方債務的增速。央行近日發布一份報告說，今年一季度信托貸款同比猛增360%，達到8230億元！而各類委托貸款增長86.3%，達到5235億元！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為。盡管這兩組數據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即將到期債務的壓力水平（因為這些貸款主要是應付年底前到期債務的重組之用），但要知道，這樣的驚人數據是在去年12月中央四部委聯合下發地方政府融資禁令后發生的。
　　從邏輯上講，錯誤結果的起點不可能是正確的，除非這就是個悖論命題。我相信，中國目前的地方政府債務應該不是個悖論命題，由此是否可推斷它的起點一定是有問題呢?那些地方政府舉債理由的合理性是否要大打折扣呢？ 別的不說，僅以城鎮化為例，就足以說明它不該成為舉債的理由。
　　說中國經濟轉型必然要經過城鎮化這條路，這是對的。經濟轉型之根本在于從追求數量的“速度經濟”向追求質量的“價值經濟”轉化，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邏輯方向毋庸置疑，一個是增強經濟體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包括系統風險）；另一個是提高效率，尤其是資源的使用效率。
　　城鎮化顯然是后者維度上的函數，根本目標是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過去我們一說資源，往往只關注自然資源，其實，在現代經濟社會中“資源”具有非常廣泛的含義，一切可以創造價值的源泉，只要是價值函數的自變量，都可以叫資源，比如社會資源、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市場資源等等。而城鎮化就是要整合當今社會的各種資源，使其發揮出最大的單位效用，創造最大化的單位價值。
　　比如農村土地資源的整合，就是要把分散的零星地塊規劃成片，把先進的種植技術、管理技術、市場技術集中起來，形成產業化優勢，最大限度實現單位面積的產出價值。再比如農村教育資源整合，目標就是把最優質的師資、最好的設備、最好的管理集中在一起，把分散的學生集中在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之下，達到最好的教育質量（其實也是一種價值）。
　　作為城鎮化的另一極——城市——在城鎮化進程中的宗旨也一樣，先以效率為出發點，再說具體規劃。現在，資源整合的規劃還沒出來，一些地方政府就先把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擺上了議事日程。這究竟是為了城鎮化而大興基礎設施建設呢，還是為了基礎設施建設而借用城鎮化之名呢？
　　有的地方政府強調城鎮化對城市道路的需求壓力，四處籌資建路。但城市道路建設原本就“道路的增長永遠沒有汽車增長快”，過去靠一味的投資，總也解決不了。現在有了城鎮化這個名頭，“道路攆不上汽車”的現實就會改變了嗎？
　　我有時甚至會極端地想，如果地方政府真的憂心城市道路無法滿足未來城鎮化的需求，那就該果斷地做兩件事：堅決限制私家車的增速，加大公共交通的投入。城鎮化代表的是絕大多數人的整體利益，那么一部分人的利益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成本，就該削減；不一定非要投資，一些現有資源的整合就可能比多建道路要有效，比如一些城市正在實行的專用公交通道就是很好的整合措施。有多少人去真正思考過，類似的“挖潛”究竟還有多大空間？
　　這還只是待建項目存在的問題，已建成的基礎設施就很好地發揮作用了嗎？那些原本屬于公眾的基礎設施一建好就忽然成了某些私營資金的搖錢樹，像各種被圈做收費停車場的公共場所之類的事這些年大家見得還少嗎？所以，真要推進新型城鎮化，就要先從客觀規律出發，緊緊抓住城鎮化的本質，而不是把城鎮化作為本已岌岌可危的地方債務的合理起點。那樣的話，城鎮化沒建成，地方債務危機倒可能變成實實在在的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