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社會各界的呼聲，都把房產稅的目標盯在調節收入分配與控價上，民眾情緒甚至反對將其作為政府取得收入這一設計目標。這顯然與稅收實際應當擔負功能之間存在矛盾。若能以推出房產稅為契機，促成政府公開透明、職能轉變，真正建立起政府對人民的信托責任，則房產稅功莫大焉。　
　　房產稅全面推開的步子在加快，而輿論對房產稅的控價功能充滿期待。筆者認為，房產稅牽連面甚廣，遠非控價那么簡單，當前特別需要厘清幾個認識問題以及政策與制度改革的“配套”落實問題，這些問題都事關房產稅能否發揮應有職能，實現最終設計目標。
　　就設計目標而言，征收房產稅是為地方政府取得財政收入，還是為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與抑制房產價格？看發達國家與地區的情形，房產稅是作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稅種而存在的，而目前社會各界的呼聲，都把目標盯在調節收入分配與控價上，民眾情緒甚至反對將其作為政府取得收入這一設計目標。這種社會認識與情緒顯然與稅收實際應當擔負的功能存在著矛盾。依據這樣的現實，房產稅就不能簡單地只著眼于“控價”目標，而需要依據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性進程、稅制結構特點以及推出后長期的綜合影響等各方面的因素，全局性、前瞻性地科學規劃。
　　可交易性商品化住房無疑具有財產屬性，但就使用價值而言，又具有基本的安居保障功能，這就涉及全社會范圍內的收入分配。比如商品房，到底是具有非限定性、可完全流通的一般商品，還是應受到一定限制的具有基本安居功能的特定需品？不同的認識同樣將決定房地產行業的政策設計方向。而在我國現階段，這一認識還涉及房屋產權的完備性問題，70年的商品房使用期限，決定了我國市場流通的房屋屬性屬于居民的“限定性財產”而非完全意義上的家庭財產，這種產權使用期的限定如何在理論上厘清，也需要在稅制設計時加以考量。筆者傾向于認為我國房產稅應充分考慮共性而非國情差異性，畢竟現成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如果以這一方針為導向，那么，如何消除這種差異性從而構建制度作用的基礎，則屬于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需要各方認真研究、探索；而就現實而言，緣于復雜深刻的歷史成因，則必須充分考慮我國階段性的具體國情。
　　如果房產稅今后逐漸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主要稅種，則作為對財產持有而征稅的稅種，其將與流通環節的增值稅一道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的主流稅種。兩者的區別在于：增值稅在流通環節對市場交易的增值額征稅，其所具有的職能是鼓勵生產與流通，而房產稅對作為房屋這一財產的保有環節征稅，如果承認房屋具有基本保障功能，則在細則設計時根據經濟社會階段性發展狀況允許扣除一定的標準（免稅額），如根據家庭人均面積設計一定的免稅面積等，以此房產稅也就具有調節分配和保障的性質。現階段而言，對這一事實的考慮則可以凸顯立足中國國情的、人性化的政策設計。
　　在房產稅款征收的具體設計中，是以房產交易的初始成交價為稅基，還是以房屋評估價值征稅？是就總價征稅，還是對價格波動的“增值”部分征稅，以及是否對價格波動部分實行差額累進征收？稅率設計是就高還是就低？稅率過高因會抑制對商品房的基本需求而影響社會整體福利水平，過低則又不足以對超面積房屋擁有者形成增加成本的壓力，而難以起到降低空置率、促使房屋在租、售市場流通的目標。這又涉及稅產稅“增收”還是“矯正”的目標功能定位問題。
　　推出房產稅，需要相關政策與體制改革的配套，這些配套有的是房產稅正常推出的前提，有的更涉及我國經濟健康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全局問題。
　　在微觀層面，必須建立起全國范圍內的、完全覆蓋居民的全面、清晰、可核查的房屋產權登記的基礎數據庫，建立完備的征信體系。這需要公安、稅政、工商、銀行、民政、社會保障、信息安全等各個政府職能部門的通力配合。這個數據庫應作為居民身份證信息的重要構成部分，建立個人、家庭及單位的誠信記錄檔案，及時制定切實可行的失信個人與單位的懲戒制度并做到嚴格執行。誠信建設需要制度保證，前者可以從弱化與消除橫亙在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充分問題，后者可以以強制方式堵塞有失誠信者的造假動機，比如像結婚、離婚這種在任何國家都非常嚴肅的行為，在我國卻僅僅為取得房產交易資格、避稅等利益而兒戲般地被隨意用來造假等。當然，這種造假有公共道德缺失問題，但更多的還是不合理的政策設計造成的，需要矯正。
　　有了立足于個人與單位征信體系，社會呼吁已久的稅收機制設計以家庭為單位征收，也就有了條件與基礎。同時，依托房產稅推出，有違市場資源配置原則的許多限購、限價等臨時性的管制措施就該逐步退出了。在市場化機制作用之下，房地產調控對合理需求者，應回歸降低交易稅費、促進交易而非以增稅等限制交易的正常軌道。
　　在中觀層面，房產稅推出涉及政府職能部門職能轉變與工作改進、社會中介機構規范建設等問題。推出房產稅，客觀上也對政府等相關職能部門誠實執法提出要求，比如要求政府監管部門、房屋資產評估等中介機構等公正執法，遵守公正的職業操守與專業的職業規范，等等。
　　在宏觀層面上，房產稅的推出涉及全局性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模式轉型、中央與地方財政稅收分權、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劃分、土地要素等產權流轉、土地與房產個人產權認定與流通等問題，以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地方政府官員考核與晉升制度的重估與優化等方面的問題。如果房產稅能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則解決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問題則就有了財源上的基礎，由此，地方政府不規范的債務融資行為、土地財政饑渴等問題也就望緩解。
　　另外還有一個帶有全局、根本性的問題，房產稅、包括一切財政收入，政府如何支出，這是房產稅是否成為地方政府收入稅最受關注的爭論焦點。若能以推出房產稅為契機，促成政府公開透明、職能轉變，真正建立起政府對人民的信托責任，則房產稅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