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批準發展改革委《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內容涵蓋行政、財稅、金融等七大改革重點。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年將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筆者認為，推動房產稅改革，不僅可以籌集足額的稅款建設保障房，還可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而且是應對中國城鎮化“非均衡”性的對策。
所謂非均衡式城鎮化是指這樣一種現象，在一個國家各個城市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的情況下，農村人口不會均勻地、以相同規模流向各個城市，而是會不均衡地流向各個城市，多數會流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因為這類城市就業機會、發展機會較多，同時其公共商品和勞務供給水平較高，而且，一國各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大，這種非均衡的程度就越厲害。
中國人口眾多，尤其是農村人口總量大，區域與城市發展不平衡，一線城市與其他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這樣，在相當一段長的時期內，中國城鎮化的特征必然是“非均衡”的。有人會說，政府可以通過制定規劃引導農村人口相對均衡地流向各個城市，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難以實現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決定農村人口流向的主要是就業機會、發展機會，而不是政府規劃，政府規劃只能起一個輔助作用。按照城市發展“滾雪球”規律，一個城市人口越多，消費需求就越旺盛，賺錢和就業機會也就越大，流入的人口會越來越多；而流入的人口越多，消費需求又更加旺盛，其結果是就業機會和發展機會更多，如此反復。西方發達國家城鎮化歷史基本都存在“滾雪球”規律，中國也不例外。從目前城鎮化進程看，“滾雪球”規律同樣起到支配作用，這就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進入人口越來越多的原因。
中國非均衡城鎮化必然帶來兩種結果，一是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增加住房消費性需求；二是流入城市的人口會非均衡地進入東部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住房供給壓力會越來越大。從西方國家城鎮化的歷史中也可以看到這兩個事實。政府應對此有超前認識，盡快采取措施推動房產稅改革應對非均衡式城鎮化。
盡管關于中國樓市是否存在泡沫，關于房產稅改革對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是否有效仍然存在爭議和分歧，但推動實質性房產稅改革是當前緊迫性任務，尤其是一線城市應加快實質性房產稅改革步伐,因為推動房產稅實質性改革至少可以增加地方政府財力，使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財力為中低收入者提供社會保障性住房。有觀點指出房產稅調整的違法性問題。其實，按照現行法律管理體制，國務院頒布的條例均具有法律剛性。同理，按現行稅收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國務院有權制定涉稅條例，且涉稅條例與經過人大通過的涉稅法律同樣具有法律剛性。中國現行稅種征收的法律依據大多數都是國務院制定的條例，中國的核心稅種增值稅目前也是依據國務院頒布的條例執行的。在稅收管理體制和法律制定權不進行基本調整的情況下，國務院有權制定和修改房產稅條例。此外，對房產稅作用的認識，我們不僅僅要看到其在調控樓市中的作用，還應看到它在緩解居民收入差距和提供社會保障房建設資金來源改善民生的作用。
城鎮化水平非均衡式提高，一線城市住房消費性需求會呈幾何級數增長，但多數進入一線城市的農民家庭無力在市場上購房，這就需要政府大幅提高社會保障性供給水平。有觀點認為政府搞社會保障性住房不妥，我要說的是，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的現代國家，均為中低收入者提供社會保障性住房，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不用說，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早就實行“居者有其屋”計劃，為中低收入者提供社會性保障住房。
現在的問題在于，在城鎮化水平、住房消費性需求大幅提高的情況下，一線城市大規模供給社會保障性住房的資金壓力會越來越大，大規模提供社會性住房的政府資金來自哪里？毫無疑問，房產稅能為政府大規模供給社會保障性住房提供足夠的財源，且房產稅中的相當一部分應該用于社會保障房建設中。
如果采取穩健性途徑推動房產稅實質性改革，政府可以長期獲取穩定收入來源供給社會保障住房。當然，推動房產稅實質性改革，房地產市場會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總量和就業會受到一定影響，但大規模建設社會保障性住房同樣可以吸納大量勞動力，同樣增加經濟總量、拉動與房地產業相關產業的發展。
現有樓市調控措施帶有明顯的“管制”、“行政”色彩，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限購令、限貸令屬于行政手段，屬于計劃經濟手段。現在中國香港和臺灣都主要依靠稅收手段調控樓市，如香港通過加征印花稅調控樓市，臺灣也通過差別化稅制調控樓市。
房產稅能夠增加投機者囤房成本，在房產稅實行累進稅率且稅負達到一定水平的情況下，房產稅能有效抑制樓市投機行為。未來中國內地樓市調控手段應由直接干預轉為間接調控，應轉向真正的間接影響，即推動房產稅改革，且可以參照中國臺灣的做法，實行差別化稅制，對房價漲得厲害的一線城市先推行房產稅改革，且依據房價漲跌情況調整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