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眼下的總需求乏力相比，結構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4月數據顯示，固定資產投資累積同比降0.3個百分點至20.6%，可房地產開發投資逆政策周期上升，4月累計增速升0.9個百分點至21.1%。但是，房地產投資的復蘇，各地“地王”的重現，甚至地方融資平臺的擴張，并沒有對實體經濟起到相應的拉動作用，反而因為這些部門對資金的“吞噬”，而對私人部門的需求構成擠壓。
今年一季度的增長結構、產銷率、生產價格指數等各項數據從不同角度驗證了同一個事實，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仍然是以水泥鋼筋為基礎的資源投入型增長，“結構調整”沒有看到實質性的成效。
結構失衡也反映在貨幣條件的不平衡上。1至4月新增貸款中，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占比達27%，較去年明顯上升。1至4月城投債凈發行量達到4000多億元，在社會融資總量當中的占比上升。而且，一季度信托資產增長1.26萬億元，其中流向融資平臺的比例在增加。
金融資源過度流向房地產開發和融資平臺這兩個領域也抬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一方面，泡沫帶來了較高的行業利潤率，房地產業可以承受較高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融資平臺不完全是市場行為，對價格信號并不敏感。市場整體的利率水平也在水漲船高。有機構的調研顯示，目前我國企業所面對的實際利率接近9%，已經高于當前GDP增速。
如此高的實際利率，抑制了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存貨投資的增長，但降低利率也并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反而會增加房地產的投資性需求，并放大過去累積的信用擴張的風險。
一些機構判斷，結構問題難以通過逆周期總量政策來解決，而且流動性擴張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果下降，預計短期內出臺較大力度的宏觀政策來刺激需求的可能性較小。總量政策的逆周期操作需要在抹平短周期波動和防范中長期風險方面取得平衡。具體而言，不應該急于使用準備金率等總量工具，而是要著重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通過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引導社會資源的配置，促進低效率企業的退出，提高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產率。
考慮到決策層對增長放緩的容忍度在提高，近期的宏觀政策更應該著力于結構調整。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淡化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角色。政府投資繼續增長短期內雖能制造“需求”，但長期來看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并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著重點不僅僅是“穩增長”，更應該是“調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