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多次峰會宣言、公報一直強調，首要任務是尋求強勁、可持續、平衡的經濟增長。問題在于，這一“全球經濟目標”需要什么樣的貨幣金融體系支撐，各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發展應如何服務這一“全球經濟目標”？
　　G20宣言和公報中并未對此明確。這導致了各經濟體不同的貨幣金融政策方向，以美國、日本、英國等為代表的經濟體，通過推動中央銀行的量化寬松政策，試圖為經濟注入總量寬松的貨幣力量。歐元區則采取了內部緊縮和歐洲央行有條件的“準量化寬松政策”來推動經濟的平衡和發展。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則苦于承受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所推動的全球流動性金融后果。
　　如此，包含全球主要經濟體的G20雖然提出了一個共同的經濟目標，但由于在金融領域不同的哲學和政策取向，實際上導致這一目標根本無法共同實現。
　　在金融主導經濟的時代，G20顯然需要明確一個“全球金融框架”，來實現所宣稱的強勁、可持續、平衡的經濟增長的“全球經濟目標”。
　　陳雨露教授在新著《大金融論綱》中所提出的“大金融框架”，即符合這一全球需要。
　　所謂“大金融”，其含義是清晰定義金融與經濟的關系。陳雨露在書中認為，金融發展的根本目標，是要通過構建充滿競爭力的現代金融體系，促進經濟的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大金融視角下的金融理念強調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統一，金融的過度擴張反而可能對實體經濟的增長不利。
　　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標榜以提高美國就業為目標，似乎是試圖以貨幣金融政策推動經濟發展，應該怎么看待當前美國金融與經濟的關系？美國當前的貨幣金融體系是否符合“大金融框架”？
　　自2008年9月雷曼破產之后，到2009年3月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推出，美國推動了維護金融穩定為目標的第一波貨幣金融寬松，應該說，這一波寬松符合危機應對特征。但從2010年第二輪量化寬松開始，尤其是第三輪量化寬松，美國卻出現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背離，即資產價格快速回升、實體經濟緩慢復蘇。美國股票市場已經創出新高，房地產市場則進入新的上漲周期，而實體經濟依然處于從弱復蘇往復蘇的轉換期。
　　這讓人想起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的確實體經濟在復蘇，但在金融寬松背景下，資產價格卻以更快的速度走在“非理性繁榮”的道路上。
　　2008年金融危機的最大教訓，是貨幣政策不應只關注通脹和實體經濟，而應同樣關注資產價格。顯然，美國目前貨幣金融政策沒有接受這一教訓。正如眾多分析所揭示的，總量寬松政策并不能改善美國經濟存在的很多結構性問題，美國自然失業率水平已經較危機前提高。這樣，美國當前的寬松事實上是過于寬松的，泰勒規則已經揭示了這一點。
　　美聯儲這種寬松顯然不符合“大金融框架”。與美國情形類似的，還有英國、日本等的總量大寬松。日本央行推動的債務貨幣化，已經推動日本股市大幅上漲，并推動日本資金重新涌入世界，日本實體經濟也在但卻較少受益于這種寬松。
　　貨幣中心國家、發達經濟體所推動的這種政策，寬松了全球流動性環境，壓抑了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的解決，并導致了新的金融風險。這在中長期意義上并不符合G20所定義的“全球經濟目標”。
　　為G20引入一個“大金融”概念的“全球金融框架”，已是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當務之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穩定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基礎，并推動金融發展為實體經濟服務。
　　2014年G20峰會將由澳大利亞主辦，2015年峰會由土耳其主辦。據了解，中國有望積極申辦2016年G20峰會。無論是在2016年，還是當前，中國應積極主動將“大金融”概念的“全球金融框架”，引入G20的“全球經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