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比2012年增加19萬，但對近500家用人單位的統計表明，今年計劃招聘崗位數同比平均降幅約為15%。經濟增長放緩，畢業生總量增加，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重重壓力下，社會就業體系能否做到機會公平極為重要。
　　正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張翼指出的，“中國夢有很多種夢，但是對于個人來說，他的夢想第一個是教育的公平，第二個就是初次就業的起點公平�！崩^高考“鯉魚跳龍門”之后，就業是大學生們迎來的又一個重要拐點，也是階層分化的關鍵分水嶺。實現就業的難度有多大，維護公平的難度就有多大。因為是“最難就業年”，權貴子弟的優勢愈發明顯，可以依靠父輩的資源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搶先上岸；因為是“最難就業年”，用人單位就能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在人才市場上頤指氣使，挑肥揀瘦……這些都對社會提出嚴峻考驗。
　　其一，應關口前移，鏟除“拼爹”土壤。最近，某些年輕官員“火箭提拔”成為公眾關注焦點，是暗箱操作、蘿卜招聘使得他們能順利踏上仕途并青云直上。以往，這種丑聞大多是網友曝光、媒體跟進，有關部門再介入查處，不僅存在偶發性，也往往已經造成惡劣影響。有關部門應該加大監管，從招錄程序、信息公開、接受監督等層面，鏟除“拼爹”土壤。一些地方采取面試直播的方式讓社會監督，值得借鑒推廣。
　　其二，應禁設門檻，消除制度歧視。教育部日前下發通知，嚴禁發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樣的招聘信息，這一破除“院校門檻”之舉贏得社會好評。不過，對于畢業生來說，還有年齡、性別、戶籍、身體特征等一道道就業門檻，在反就業歧視法尚未出臺的情況下，相關部門可以聯合出臺規定，規范各種限制條件，厘清禁止設置的“限制性條款”。
　　其三，應舉證倒置，遏制隱性歧視。隨著法律完善健全，執法力度加大，顯性歧視已大大收斂，轉而以隱性方式繼續存在。比如，有的單位在招聘時要求女性求職者承諾幾年內不結婚生育，有的則通過面試、體檢等環節，把乙肝病毒攜帶者、外地戶籍人員排除在外。隱性歧視讓求職者防不勝防，也增加了有關部門的監管難度。對此，有必要引入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如果用人單位不能證明自己行為不構成就業歧視，就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無法承諾每個大學生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但必須給他們一個公平競爭的起點機會，才能“萬類霜天競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