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威廉?馬丁，曾將中央銀行的角色形象地描述為“在宴會開始時收走調酒杯”，然而，自2008年以來，從全球范圍看，這場經濟增長的“宴會”遲遲未始，于是，各國中央銀行依然活躍在促進增長的“第一線”。自5月2日以來，隨著歐盟、澳大利亞、印度、韓國和越南等相繼宣布降息，中央銀行繼續加碼經濟增長，但分析來看，本次全球降息潮的效果并不一定樂觀。
　　首先，發達經濟體后續進一步降息操作的空間是很小的。要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推動，需要連續性的政策操作，而連續性政策操作的一個前提，是具備較大的操作空間，因為利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就難以再降。以我國為例，現行利率水平和存款準備金率水平，意味著寬松操作的空間顯著，貨幣政策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諸如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市場，性質也類似。但是，發達經濟體卻有著顯著區別。日本目前利率水平已接近于零，而歐元區本次降息操作后，基準利率已經降至歐元區歷史最低水平的0.5%，英國目前的基準利率也是0.5%，美聯儲的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也早已降至0.25%。這種狀況決定了當前發達經濟體進一步降低利率的可能性很小，不會形成持續的操作。
　　其次，發達經濟體的痼疾可能并非單純的降息操作所能解決。經濟增長需要一個有利的貨幣環境，但一個有利的貨幣環境卻不必然實現增長。為擺脫經濟疲弱局面，歐盟、日本和美國都不遺余力地執行量化寬松政策，降息操作也多次出現。事實上，如果不是日本當前已經沒有降息空間（目前日本隔夜拆借目標利率為0.1%），其降息操作的動能應該是最充足、最激進的，本次降息潮應有日本的加入。次貸危機后，發達經濟體雖經持續刺激卻仍陷入低迷（美國略好，日本和歐盟表現不佳），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在這場“經濟宴會”上，始終缺席了兩個關鍵角色：健康的財政狀況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受制于巨額債務負擔，歐盟和日本等難以通過財政手段刺激經濟，而缺乏新的增長點，使經濟始終缺乏持續動力。這兩方面，都是單純的利率調整難以解決的。雖然降息操作所引致的通脹上行，一定程度上對降低債務負擔有積極作用，但卻是以未來通脹治理成本的上升為代價的。這也就決定了，降息操作實現的增長效果可能并不會顯著。
　　第三，公眾預期不強可能顯著降低降息的增長效果。理論上，寬松貨幣操作對經濟增長能產生積極影響，這是相機抉擇政策操作的基礎。事實上，寬松貨幣政策要對經濟增長起到作用，必須確保資金從金融體系流入到實體經濟中去。中央銀行通過貨幣寬松和降息操作，雖然能決定金融體系資金的多寡，卻不能決定資金從金融體系流向實體經濟。決定實體經濟投資需求的，還是各類主體（居民和企業）對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如果人們對未來增長前景不樂觀，有利的貨幣環境也未必能改變各類主體的行為，也即出現信貸市場失靈。在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就曾出現這種狀況：即便是利率極低甚至為零，私營部門也沒有意愿借貸。從當前歐盟和日本經濟運行特征來看，無論是投資信心指數還是消費者信心指數，都明顯不足，這也印證了貨幣寬松效果未必就好。
　　第四，新興市場的降息操作更包含著一定的被動成分。全球性的量化寬松，可能并未讓發達經濟體享受到顯著的增長，卻使得新興經濟體遭遇持續的通脹。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由于當前通脹率較低（3月，美國、歐盟和日本CPI月度同比分別為1.5%、1.9%和－0.9%），通脹風險較低，中央銀行在促增長和防通脹方面容易權衡。然而，過于寬松的貨幣環境，推升了大宗商品價格，使得新興市場面臨巨大的資本流入，加劇了本國的通脹壓力。主要新興市場中，印度的通脹水平長期處于6%以上，巴西2012年通脹率也高達5.84%。發達經濟體持續地降息，將使新興市場資本流入的壓力進一步增加，造成本國貨幣被動投放，引致國內進一步通脹壓力，國內的跟進降息一定程度上會降低這種流入壓力，而且也對新興市場表現一般的經濟運行起到積極作用。由此一來，新興經濟體就順勢迎合了發達市場的降息操作，這也決定了政策效果未必對經濟增長有顯著作用。
　　從2008年開始，各國中央銀行都在為重啟經濟增長的“盛宴”而努力著，一次次的寬松、一輪輪的降息�？梢灶A見的是，即便各國在政策發力方面從未間斷，即便美國等經濟增長出現一定程度的好轉，當前距離經濟增長“宴會”開始、中央銀行“功德圓滿”地退出，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