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氣候危機和金融經濟危機的雙重壓力下，發達國家似乎已經意識到低碳經濟是化危機為契機、打造新的競技舞臺和國際規則的關鍵，從而展開了一場從理念、制度、技術到生活方式的低碳經濟創新工程，其中制度和政策是核心。雖然表現形式各有不同、發展重點各自相異，但其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素給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向低碳經濟轉型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走在低碳經濟發展前列的國家不約而同地在制定發展計劃時將能源和環境問題放在優先考慮地位，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推動低碳經濟發展。主要體現是都制定了促進低碳發展的國家計劃。如英國的《能源白皮書》；美國的
《全國氣候變化技術計劃》（NCCTI）以及成立了氣候變化科技整合內閣委員會（CCCSTI）；日本的《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等。不僅僅將溫室氣體減排任務當作負擔和包袱，而是將低碳革命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將低碳經濟發展與刺激就業、技術發展、社會轉型結合起來進行長期計劃，以領導者的姿態參加低碳革命。
發達國家為保證減排目標的順利實現、發展模式的順利轉型，圍繞低碳技術創新與發展新型清潔能源進行相關法律制度創新與法律體系建設，將溫室氣體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以法律的形式義務化，形成較為完整的低碳法律框架。其中既有國家層面的一攬子法案，如英國的《氣候變化法案》；2008年歐盟議會審議通過的應對能源與氣候變化的一攬子政策法案；美國的《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日本的《地球變暖對策推進法》等。也有為實現一攬子法案和國家計劃提供配套支撐的各行業、各領域專門法案，如英國的《氣候變化稅和排放交易方案》；歐盟的《歐盟碳交易機制修改指令》、《碳捕獲與封存（CCS）指令》；日本的《日本碳抵消指南》等。
為保障氣候變化法律的效果，發達國家采取了強有力的財政稅收等政策手段作為立法手段的補充。低碳政策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低碳技術政策，包括碳減排技術研發、應用和轉讓政策，碳封存技術政策，低碳技術標準等；低碳產業政策，包括鼓勵低碳產業發展、低碳產品生產、限制高碳產品生產與進口等政策；低碳消費政策，包括綠色包裝、綠色采購、綠色物流、綠色社區等政策。發達國家的低碳政策中以鼓勵新能源開發和提高能效為重點，尤其是低碳技術研發、應用和轉讓。
除應用市場機制與經濟杠桿，大力發展清潔發展機制（CDM）、碳交易制度之外，大部分歐盟國家已經開始征收碳稅，通過對商品和服務排放的二氧化碳進行課稅，提高企業成本、減少碳排放、增加政府發展低碳經濟資金。日本在碳稅方面則相對保守，因為不少議員認為開征碳稅將給國民和企業增加過重的負擔。
發達國家還針對不同行業分別出臺詳細的控制或鼓勵政策，比如日本在汽車產業對燃油和汽車碳排放實行嚴格的管制標準，制定節能控制指標，通過合理地減免購車稅、開征燃油稅等方法來鼓勵消費者購買使用環保汽車，對部分污染嚴重、油耗未達標的汽車進行取締、罰款或一定的交通限制；歐盟在建筑節能方面，提高新建建筑的節能設計標準，加強建筑認證方面對于建筑能耗的重視，對建筑進行節能評級，對開發節能建筑的地產開發商進行減稅鼓勵措施，對購買節能住宅的居民提供優惠的抵押貸款、減稅或補貼政策等。
通過政府推動、市場拉動，許多企業自覺設定減少碳排放的目標，還有一些企業改變了運行方式以利于提高能效，重視開發和使用低碳產品，主動使用可再生能源與新型清潔能源，增加研究與開發（R＆D）投入，加快技術開發的速度，通過為市場提供具有競爭力的技術產品來實現企業發展和節能減排的雙重目標；在社會層面，社區和廣大居民成為節能減排、低碳消費的自覺履行者。低碳社會的實現需要社會系統和國民行動的積極參與和支持，因此發達國家在喚起國民意識和生活方式的低碳轉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如加強氣候變化研究并及時對國民公布信息，在消費領域推進“二氧化碳可視化”進程，推行碳抵消制度，鼓勵國民節能減排，實現低碳教育的全年齡段覆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