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福生科事件引發了業內人士在發行制度層面的討論，在現行發行體制下，券商在上市公司面前是弱勢的，而律師、會計師在券商面前又是弱勢，該類事件中中介機構的責任毋庸置疑，但責任全由中介機構來負又是否合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能不能從制度層面入手，完善相關發行制度？單就律師事務所而言，如何在制度上保障律師在發行工作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或者說如何提升律師在整個發行工作中作為“看門人”之一的地位，使律師在發行法律文件上的簽字更富有專業性和說服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從律師的專業視角上來看，在制度層面上保障各類中介機構在發行工作中的合作與效率，無非是通過分權來制衡。美國和中國香港的發行工作大體是分工制衡的，沒有哪個中介機構可以一家獨大，甚至帶領其他中介機構共同造假。
　　這種分工制衡的理念就要求提高律師在發行工作中的地位，而恢復和完善券商律師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措施。1998年證監會曾制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內容與格式準則第8號——驗證筆錄的內容與格式（試行）》，嘗試劃分發行人律師與主承銷商律師的職責，規定主承銷商要聘請律師從事招股說明書的驗證工作。從目前發行制度來看，恢復券商律師制度，可以有效防范券商風險乃至降低整個證券市場的風險。
　　首先，當前的發行制度僅有發行人律師的規定，不利于律師發揮“看門人”的角色。律師從事證券發行業務與其他法律服務存在的一個顯著不同是，發行人出錢聘請律師，律師還須給發行人“挑刺”。“看門人”的角色要求證券律師的執業目的具有雙重性：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和證券市場公共秩序。但不可否認，這樣的雙重身份在業務中必然存在著沖突，兼顧委托人和公眾投資者的利益對于發行人律師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能將證券發行業務中的法律服務加以區分，使不同律師的執業目的分別側重于上述兩重目標，不失為一種解決路徑。在維持保薦人中心制的情況下，恢復券商律師制度，以券商的獨立中介職能得以充分保障為前提，券商利益與證券市場公共秩序和公眾投資者利益直接掛鉤，券商律師在為其委托人服務的同時客觀上就可能會更有效地履行了“看門人”職能。發行人律師和券商律師的分工應是可選方式之一。
　　其次，券商律師可以承擔牽頭起草招股說明書的職責。招股說明書是股票發行人公開發行時提供給投資者的推介書，是后者作出投資決策的依據。目前實際情況是發行人通常只提供原始數據，而撰寫工作由券商完成。不少長期從事證券法律服務的律師認為，招股說明書作為“門面”，發行人肯定希望其能夠更加完善，使投資者對公司有較深入的了解，由律師完成招股說明書有助于規范其形式的內容，使它更加充實和嚴謹。2012年3月，證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提倡和鼓勵具備條件的律師事務所撰寫招股說明書。由律師來牽頭招股說明書的起草，有助于將合法性和邏輯思辨、有理有據的職業理念滲透于核心性文件的制作，提高招股說明書的質量。
　　再次，恢復券商律師制度，證券發行服務機構中就多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可以更好地從申報至上市各個業務流程全面夯實風險內控各項制度要求，將內控責任落實到具體機構、細化到具體負責人，防止風險控制走過場，從而可以真正完善中介機構內部問責機制，有效防范和降低證券市場的風險。
　　當然，我們并不是發現一個問題后就立馬標榜制度改革，真正的制度變遷需要理念和實踐兩方面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問題，但是這些分權制衡的思考從具體上來看，不失為一條解決一系列發行問題的思路。提高律師在證券業務中的地位，恢復我國券商律師制度，也利于我國法制環境的完善，進而推動整個證劵市場各方的法律意識，真正保護各方投資者的利益。（呂琰，上海融孚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劉洪光，上海融孚律師事務所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