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債務經濟既為政府推動經濟刺激提供了理論支持，也引起了巨大爭議，尤其是對于債務紅線。近日，因被同行指出在數據處理中“使用錯誤數據和Excel統計公式導致錯誤結論”而備受爭議的“緊縮政策”教父、教母——哈佛大學肯尼思?羅戈夫教授與卡門?萊因哈特教授，就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為緊縮政策辯護。
　　債務是連接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通道，這一指標既有經濟意義又有金融意義。在全球各國進入到債務經濟時代，債務成為影響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政府債務的擴張更為擔心。
　　政府高債務究竟是如何演變的？肯尼思?羅戈夫與卡門?萊因哈特這兩位經濟學家2010年發表研究稱，過高的公共債務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為此他們還專門給出了一個數據：90%，即“公共債務與GDP之比達到90%是個臨界值，若高于90%，經濟增速就會驟降”。
　　對于高債務能否刺激經濟復蘇的爭議，也引發了全球各國政府對于經濟政策的搖擺。尤其在深陷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政策制定者的態度近來似乎有了180度的大轉彎。最近意大利總理萊塔與法國總統奧朗德便共同呼吁，當前歐洲經濟政策重心應轉向刺激經濟增長，而非緊縮。歐央行5月2日宣布將基準利率降低25個基點至0.5%，并表示“已做好了隔夜利率降至0以下可能的準備”，由此便被市場認為解讀為是歐盟轉向尋求刺激政策的新注釋。
　　量化寬松的本質是債務貨幣化。從全球角度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已上升到幾十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包括美國在內的所謂“安全政府”都相繼失去AAA評級，當前最高主權評級陣營里的發達國家為數寥寥。隨著美國新的財政赤字連續超過萬億大關，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飆升至16萬億美元，而擺在白宮面前的財政懸崖還只是冰山一角。近十年來，美國債務總規模翻了三倍。如果以目前每天增加35億美元新債的速度增長，美國政府的債務總額將會在2015年突破20萬億美元大關。
　　在發達國家缺乏經濟有效需求的背景下，有人提議反思90%紅線，進而為財政寬松政策放綠燈絲毫不足為奇。財政經濟學不只需要計量的經濟學，更是牽扯多方因素的政治經濟學。但從全球范圍看，難有數據說明債務風險與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相關性，經濟增長放緩與債務似乎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債務危機臨界點“一刀切”的做法未必可靠，而當前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的風險高度交叉傳染，壓垮一國經濟的未必是財政危機，塞浦路斯公共債務占G D P的比例不足86%，但卻被金融泡沫壓垮了脊背。
　　事實上，全世界把債務經濟做大到極致的莫過于日本，日本的政府債務余額與GDP之比在2012財年末高達236%，扣除金融資產后的凈債務余額與GDP的比例也高達135%，均位居發達國家之首。顯然，日本財政早已陷入"高危禁區"。與南歐高債國的政府債務由其本國投資者持有的比重普遍在六成以下不同，日本且政府債務大部分由國內投資者所持有，所以受外界的因素影響較小。這也說明紅線的成立條件有待于檢驗。
　　雖然從歷史上來看，美英等國都有成功化解債務壓力的經歷，但是這并不代表主動高債務杠桿的合理性，高債務對任何國家都是個痛苦的經歷，沒有國家會為了經濟增長潛能而人為抬高債務。
　　縱觀當前的主要債務國，經濟增長率遠低于融資利率，較高的債務水平根本無法維持，迫切要求債務清償，過度負債條件下，遇到外部沖擊后，債務與緊縮相互作用，產生導致經濟循環下滑的機制。尤其是全球進入到老齡化社會，各種資源能源成本急劇攀升的背景下，政府提升債務的能力非常有限。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下，系統性失靈的風險在加大。當債務綁架經濟之后，即便政府和央行采取更多刺激措施，也只是緩兵之計，很難徹底逆轉債務危機所帶來的巨大阻力，也不利于經濟走向復蘇。
　　實際上，實現經濟增長潛能的是高債務倒逼經濟社會制度良序的構建，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諾思在分析經濟變遷過程中所說的，人口的數量與質量、人類的知識存量和激勵相容的社會制度，是人類近200多年經濟增長績效高于人類之前經濟績效總和的關鍵所在。日本通過長達20年的債務擴張而沒有實現其經濟復蘇一個關鍵的問題就在于，日本的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口政策的保守，導致其社會人口無法實現正常的延續，而其產業結構的空心化造成新的產業無法滿足其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
　　在發達國家繼續為刺激經濟而對債務悄然松綁的時候，中國政府債務問題則主要體現在地方政府的隱性風險上，投資沖動不斷侵蝕其他的發展基礎，把控債務風險成為中國金融體系穩定的關鍵性因素。尤其對于經濟轉型發展而言，政府減債的空間相當有限。而債務風險對中國的金融體系穩定可能造成的沖擊，更是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