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因為中國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約為33%，中國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并沒有獲得城鎮居民的戶籍以及對應的福利，且農村人口也應該逐步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及福利。國家發改委上半年將出臺的“城鎮化發展規劃”究竟有哪些新的對策還不得而知，但現有的三農政策與城鎮化政策似乎都不能有效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而且，如果繼續沿襲過去的城鎮化思路，“人的城鎮化”過程或將南轅北轍。
　　戶籍制度改革是“人的城鎮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因為中國不同地區的戶口決定了可以獲得的公共服務多寡。比如，一個北京戶口包含了80多項福利，包括買房、教育、就業、交通、醫療、養老及金融服務等，高考的錄取率也可以大幅提高，北京戶口的“黑市”價被估算為50多萬元。但如果是偏遠的小鎮，則戶口就不值什么錢，因為該地為戶籍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福利非常少。
　　大城市是農業轉移人口都向往的地方，不僅因為那里的就業機會多，薪酬水平高，而且文化、娛樂等服務設施也較為健全。但在目前的財稅體制下，一線大城市開放戶籍幾乎不可能，因為這將帶來巨額的財政支出，地方政府將無法承受。按照中國現行的財政體制，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或者轉移支付的預算，都是以轄區的戶籍人口為基礎的。故城鎮化過程中城市新增的流動人口，會給當地政府帶來財政支出的壓力，如義務教育費用增加等，卻不能獲得中央政府相應的轉移支付。
　　假如這一財政體制不改革，那么，可以想象：今后沒有多少人愿意去的城鎮，戶籍開放；而大家都愿意去、人口規模不斷增大的地方，反而戶籍不開放。假如是這樣一種結果，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就不能算是根本的解決。這就需要對縱向的、橫向的財政關系進行調整，因為現有的財政分配體制，幾乎沒有考慮龐大的人口流動問題，這在中國財政體制框架中是一個盲區。
　　以廣東為例，廣東人均預算支出在全國的排名不斷下降，2006年廣東(不含計劃單列市深圳)人均可支配財政支出在全國排第11位，到2011年卻降到第20位。這實際上就是轉移支付的不合理問題，比如，廣東每年需要為340多萬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支付近200億元的財政支出，但中央給廣東的轉移支付卻非常少。有一些偏遠的省份，人口在不斷減少，但轉移支付規模卻逐年增加。
　　因此，現有的財政體制應該與人口流動乃至未來人口的格局變化相適應，及時調整、不斷改革。比如，2012年中央給地方的轉移支付及稅收返還達到4.54萬億元，與當年地方本級財政收入6.11萬億元相比，規模非常巨大。但如此巨大的轉移支付規模，就應該考慮把流動人口所帶來的財政費用涵蓋進去。統計數據揭示，獲得財政轉移支付額占當地財政收入比重越高的地方，政府部門的官員數量就越多，吃財政飯的人數就越多。故縱向財政轉移支付對人的城鎮化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值得質疑。
　　為此，建議中央在實行財政轉移支付時，應增加考慮當地流動人口情況、當地財政透明度和當地的投資產出比等。此外，也應該考慮地區間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